我說過，做三十年出版，有三位大家，我得尊為導師。他們是張元濟、王雲五和沈昌文先生。張王二位與我隔了輩分，只能仰望；沈先生今年八十一歲，我有幸跟着他二十年，亦步亦趨，學了不少東西。但是有一樣技藝始終學不好，那就是「刪改的藝術」。
這裏說的「刪改」，是一個政治概念。比如，一部好書出版，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合時宜的內容」，不出捨不得，出了不合適，此時就需要編輯刪改了。
沈昌文先生曾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許多名噪一時的著作，都是他經手整理後出版的。這些書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常出版」，確實要感謝沈先生「曲線出書」的功夫。有人問他訣竅何在？他幽默地說，只有四個字：「跪着造反」。要考慮時局，不能大刀闊斧，不能滋惹是非，不能圖一時之快，失去話語的權力，像當年湖南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那樣。
我贊成沈先生的人生態度，不盲動，不沉默。我戲稱他的方法為「沈昌文編輯法」。雖然隨着時代的進步，他的一些經驗已經成為歷史，不再適用，但回顧起來依然發人深省。
早在一九八三年，經韓素音女士推薦，沈先生出版《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為了正常出版，沈先生先在序言中批判一番：「從根本上說，本書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相違背的。但不管他講的確切不確切，或者還有甚麼別的目的…本書中譯時刪去了個別章節和段落。」接着沈先生又對正文認真修改，可是不小心做過了，一位教授著文批評說，沈昌文把托夫勒「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給外國著作「塗脂抹粉」。上級部門在簡報上轉載了此文，要大家學習借鑑。沈先生心中暗喜，此後引進外國著作時，刪改便減少了。
幾乎同時，沈先生出版了瓦西列夫《情愛論》。他先祭出馬克思主義愛情觀，號稱「愛情的唯物主義基礎，就是性活動」。接着將書中「惡行惡狀（上海話）的東西」全刪光，「特別注意，不要動手動腳的內容」，故而刪去「性愛描寫」五萬多字。此書印行一百二十多萬冊，還得了大獎。
還有《寬容》，沈先生將書中批評斯大林的話都刪去了。前不久沈先生說，現在《寬容》已經出版十五個譯本，其中至少有十二個恢復了這段文字。由此可見，國情還是有了變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沈先生開始推介董橋先生著作。董先生文風別具一格，尤其是早期文章，用語放浪形骸、了無邊際。沈先生都很欣賞，且能忍受，畢竟是雜文，不會被人歸於「掃黃」系列。至於政治調侃，就使不得了。以《這一代的事》為例，我手上有三個版本，香港牛津全本、北京三聯本和廣西師大本。書中〈馬克思先生論香港一九九七〉一文，三聯、廣西師大均刪去。此文描寫香港回歸前，港人的複雜心態，所謂「沒有終結的恐怖，還不如令人恐怖的終結」云云。如今時過境遷，已經不算甚麼了。還有〈馬克思博士到海邊渡假〉一文，當年我讀三聯本時，就覺得看不懂。後來讀牛津全本才發現，沈先生從「中共老忘了馬克思是學人…」一句起，一共刪去一百五十一個字。用柳蘇先生的話說，董先生的文字特點，就是「滿篇繞來繞去，只有一句點題」。沈先生恰恰刪去「點題之筆」，我當然看不懂了。值得提及的是，廣西師大本二○一一年推出新版，在此處也刪了一些字，但只有十一個，這也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吧！
前些天，我受命出版董橋先生的一些新舊著作。董先生還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林道群先生帶話說，書中不合適的文章，可以刪除全文，千萬不要像沈先生那樣辛苦，逐字改動。改得雖好，卻不是作者的文字了。
以上只是我旁觀沈先生「刪改」書稿的舊事。上世紀末，沈先生幫助我們編審《萬象》雜誌，我看到他親手刪改過的許多文章，還留下一些說明文字。比如，他評價鄭異凡先生的文章：「寫得不錯，挺新人耳目。但文中可否再修改一些顯眼處，例如：『斯大林的惡行，但看不到體制的弊端』，改為『斯大林時期的弊端，但看不到體制的問題』。」
沈先生在修改《人有病，天知否》和《花憶前身》時寫道：「我希望作點刪改。提出這意見，實在是因為很喜歡這兩文，怕全文被槍斃。可否刪去副題：『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我喜歡胡蘭成，但怕犯忌諱，在題中不去張揚其人。一旦有人告狀，我們就說自己實在水平太低，不知胡蘭成其人，以後一定加強學習，努力提高水平云云。（順便說說，我一直認為，文人不必『有行』。『文人無行』，才好看。且『無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這些人的『才』和『行』都寫出來，文章才好看。）…」
此外，沈先生主張雜誌中，也可以包容一些不同的聲音：「可否隔二、三期即有一些與我們的傳統風格不同的東西，使人覺得我們並不安於現狀，在『騷動』，在『發情』，在『作嗲』。這種『異』，只能在全期百分之十以下，然而時時出現。但這種『異』究竟是甚麼，我也說不清。」
有些時候，沈先生的「文化自覺」也會顯出疲態，讀來讓人感傷。有一次，我們請他看校樣，他回覆：「現在形勢奇詭，我已失去判斷力。我從來的辦法，當事情不能了斷時，我只求『自我了斷』，即退出是非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