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編輯先生厚愛，關於東京書店的拙文發表在《蘋果日報》的「蘋果樹下」（2012年6月17日）。收到版面圖片，拙文旁邊，居然是周有光先生的大作，實在是高人在旁，與有榮焉。況且周先生今年已屆107歲高齡，與這位廣受愛戴的超級壽星毗鄰，直覺星光熠熠，照我心懷，益生榮光。
周先生半個多世紀推廣漢語拼音，他的著作《漢語拼音 文化津梁》我也拜讀過。對於他老人家在這個領域的重大貢獻，作為一個外行晚輩，我實在是不敢讚一詞的。寫這篇文字，我的電腦使用的輸入系統正是漢拼，吃水不挖井人，自己內心裏也是充滿感激。不過，我還是要冒昧地提出一點異議：中國的人名地名由威妥瑪－翟理斯注音法（Wade-GilesSystem）變為漢拼，造成了某種文化傳承的斷裂，對此，周先生似乎很少慮及。
這本是一個不該忽略的大問題。漢拼之前，威氏注音法已經有百年歷史。1906年春，在上海又召開「帝國郵電聯席會議」，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決定以翟理斯《華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拼寫法為依據，省去送氣符號等以便電報傳輸，是為「郵政式拼音」（PostalSpellingSystem），成為20世紀西方拼寫中國地名時最常用系統，漢學典籍，汗牛充棟；口耳相傳，約定俗成。過去已習以為常的名物，一旦捨威氏從漢拼，除非漢學專家，有幾人能夠不暈頭轉向？
不妨舉例說明。美國漢學家艾朗諾（RonaldEgan）選譯錢鍾書先生《管錐編》（LimitedViews:EssaysonIdeasandLetter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1998），具有很大影響。因為出版之際已經是美國出版業採行漢拼之時，這部著作的人名地名多以漢拼拼寫。於是，錢鍾書就由很長時間通行的Chung-shuCh'ien變成了QianZhongshu。如此，1980年代之前，包括在1940年代主持國家圖書館《圖書季刊》以及許多署名Chung-shuCh'ien的作品就跟後來的錢鍾書斷了血脈。艾朗諾的譯著題獻給方志彤先生（他的英文名AchillesFang），原因是方先生給他介紹了錢先生作品，而且方先生又是錢先生的朋友和QinghuaUniversity的同學。不過清華大學至今的官方英文名稱仍然是威氏注音法的TsinghuaUniversity。
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的名人，艾朗諾先生似乎努力在漢拼與威氏等傳統注音法之間保持某種平衡或曰兩頭為難。如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李白（LiPo）就用傳統注音，但是老子、莊子、詩聖杜甫等卻用了漢拼。與李白、杜甫齊名的白居易，譯者用的注音是BoJuyi，這拼法雖然為《不列顛百科全書》所使用，卻既不是漢拼，也不是威氏注音法，倒是符合我老家膠東方言的讀音。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由於漢拼的引入，帶來了一種斷裂，一種歷史和記憶的斷裂。讓我們設身處地，站在一個外國讀者角度想一下，這種變化會帶來多大的困擾。錢鍾書先生也許還算幸運，他的著作外文譯本大多出現在漢拼時代，所以西方世界大多知道他的姓氏，雖然那拼法Qian很少有人能夠準確地發音。對於更多的中國歷史名人而言，那種改名後的人間蒸發最是令人如墜五里霧中。這樣的漢語拼音，說是「文化斷橋」並不過份。
最後，漢拼帶來的斷裂也許不只是時間意義上的，也是空間意義上的。在漢語文化圈裏，漢拼尚未得到普遍接受。香港的人名裏，首任特首董建華用的是接近威氏的TungChee-hwa，現任特首梁振英用的則是港味十足的LeungChunYing，更多的時候被稱為C.Y.Leung。這樣，同為董姓，兩地之間就Dong不Tung，Liang非Leung了。加上多用威氏法的台灣，真箇是熱鬧非凡，混亂不堪呢。
我很想請教周有光先生，為了彌補這種文化斷裂，可否考慮用漢拼作為通常語言學習和電腦輸入工具，但在涉及到人名地名時，仍沿用威氏以及威氏法之外已有定名的注音法？儘管這會給人們帶來多一重注音系統的負擔，但卻維護了歷史的延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