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時間過得快，在黑白兩色的湍流中匆匆逝去，留不住，也不想留。黑與白，就如身上衣衫心上結，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只是，夜不再黑，無數無眠的夜，應是「白夜」；晝不再白，似夢非夢的日子，混混沌沌，怎麼還會白晃晃？
按照農曆，楊絳先生快過一百零二歲生日了，天氣暑熱，惦記着她老人家。撥個號碼去問候，照舊是梅月阿姨聽的電話。問她楊先生可好，得知老人除了耳朵背些，精神甚好，還是如常作息，閒來看看書，練練字，偶爾還會寫文章。我說別去驚動楊老了，知道她健健康康就好。嘴裏聊着，多次造訪三里河的情況在不知不覺中又再重現腦際，縈繞心頭。在不同的季節，都曾經造訪過楊先生。錢鍾書伉儷的寓所，坐落在三里河南沙溝小巷的盡頭。1977年立春那天，兩老經歷了多年紛紛擾擾，風風雨雨的折騰，終於帶着女兒搬進了這鬧中取靜的院落。曾經，這是「我們仨」共度溫馨歲月的地方。他們在這裏讀書，寫作，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然後，「我們仨」變成了「一個人」，「三里河的家，已經不復是家，只是我的客棧了」，楊絳在著作中如是說。
是在2000年第一次造訪三里河的。那年盛暑，正好去北京開會，會後，致電楊先生想去看看她。約好了7月17日見面，那天正好是楊先生農曆九秩華誕。楊先生接待了我和同行的羅新璋，當時屋子裏放滿了花，卻沒有其他賓客，談話中不斷有電話來賀壽。「別人這時都是子孫滿堂的，我孤零零一個人，只想安安靜靜過生日」，楊先生說甚麼也不肯跟我們出去上館子慶生。這時候，錢先生剛走了一年多。「這種悲痛是無法對抗的，只能逃避」，楊先生後來在文章中如此描述，而她「逃避」的方法，竟然是最積極進取的——在哀傷中埋頭去繙譯柏拉圖的《斐多》，一本記述蘇格拉底受刑前與眾弟子討論生死的哲學名著。書成之日，正好是錢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
第二次造訪是在2003年金秋季節。時隔三年，小樓沉靜依舊，楊先生的心情卻比前舒暢多了。這時候《我們仨》剛剛面世，迅即變成了暢銷書，而最讓她興致勃勃的，卻是出版社剛送來《錢鍾書手稿集》的樣書，這厚厚的書頁，密密麻麻的眉批，包括了中、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國文字，真不知道九旬老人是怎麼去整理出來的。文革時，兩老飽受磨難，曾經居無定所，朝不保夕，這書稿一定是心中至寶，隨身繫帶的，否則又怎能劫後餘生，留存至今？楊先生對着書稿，細細瞧，慢慢對，一絲不苟，嚴謹認真，臉上泛起了寬慰的笑靨，這時刻，喪親之痛仍在，心中懷念永繫，但是滿天的陰霾卻已漸漸散去了。
隨後的兩次造訪，發現楊先生一次比一次開懷，越來越精神奕奕。很難想像這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在面對人生一個又一個難關時，竟這麼堅毅不拔的挺過來了。在楊先生農曆百歲華誕的當日，我給她致電賀壽，想不到賀詞還沒道出，她倒是先開了口：「我這百歲老人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你還是小姑娘呢！」我聽了又高興又慚愧，這年歲，居然還給稱為「小姑娘」？事後說給碩士班上的學生聽，讓那些年輕人都笑彎了眼睛！可是，在楊先生的面前，跟她豁達的胸襟，從容的氣度，博大精深的學養，筆耕不輟的毅力相比，又有誰不是仍然「小」，仍然「年輕」呢？
去年楊先生新曆百歲誕辰那天，說了一番話：「我現在很好，很乖，雖然年老，不想懶懶散散，願意每天都有一點進步，過好每一天。」因此，她繼續抄錢鍾書的《槐聚詩存》練小字，繼續寫隨筆雜憶，研究《紅樓夢》，為《洗澡》寫續篇。可是聽梅月阿姨說，「我照顧奶奶已經十七年了，她八十五歲時我來的。那時她太瘦弱了，走路病病歪歪的，要扶着牆走。一個老人，要照顧兩個病人，太辛苦了。」辛苦的不是照顧病人，而是失去至親。「奶奶太弱了，我讓她好好注意健康，調理身體，體力不足，還能做甚麼？」於是，羸弱的老人挺過來了，「奶奶可不是淡忘，而是集中在書上，做喜歡做的事，每天好好過，記得，要向她學習啊！」
在今日華廈林立的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的小巷顯得特別沉穩、古樸、清幽、寧靜。院落裏看不到奼紫嫣紅，粉白嬌黃，卻豎立着一排排蒼松翠柏，不管是盛暑嚴冬，都呈現着鬱鬱蔥蔥的一片綠。那小巷原是兩位老人夕照下，晨光裏攜手漫步的場所，如今只剩下孓身孤影了。可是那一片綠，還是那麼賞心悅目，那麼怡情養性，這片青翠之色，襯托圍拱着即將歡慶一百零二歲壽辰的楊絳──那永遠不老的學術長青樹。
當初搬來這裏，就為了看上窗外的一片林。南窗下，北窗下，都是影影綽綽的樹，在朝暾暮色裏，呈現出深深淺淺不同的顏色。放下問候楊先生的電話，打開窗扉，一簾耀眼的綠色竟然撲進窗來，瞬即流遍心中。對了，誰說只有黑，只有白？誰說「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還有綠，還有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