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環高街以上，卧虎藏龍。
夏日黃昏，住在比香港大學校長府還要高的范上達，從旭龢道寓所輕裝下來，跟記者步行龍虎山徑。前往港島頂峯，是他練兵之路。十年來，為了走毅行者100公里，晴天風雨，踽踽獨行，靜思煩惱，摸索醫學研究，每次來回1小時7分鐘。最終發現，人，真的可以越走越輕。
「以前真有這麼大的。」山蔭道上，他在肚子前比劃舊時半個西瓜大小的肚腩，50歲以前的事了。今年60歲的換肝之父，最看不過眼、最容忍不了、又能宣諸於口的，就是自己的肚腩。每年3月，見肚子長胖了，4月便會下決心報名參加毅行者。
出生在窮人那一邊
「為甚麼總聽別人說你是個大好人？」過了一半路程，記者提起一些病人親友對范上達的看法。
「我好人？是不是被人欺負才叫好人？」他半反問半自嘲。肚腩早就消失，醫學院裏隱隱曾經有過的一肚子氣，煙消雲散。去年退任醫學院外科系主任，離開行政工作，以港大醫學院講座教授兼養和醫院顧問醫生身份，繼續來回於肝膽胰外科臨床治病及研究，也繼續在瑪麗及養和醫院，為有需要的窮人和有錢人治病。
「現在是輕鬆了，最少，在這個鐘點還可以上來一趟。」走了不到一小時山路，太陽西下，西邊遠洋船經過的海面黑了。仲夏旁晚，山頂餐廳，風特別大、特別凉。西環卑路乍街長大的醫生，父親在家庭小單位做茶葉生意。他上大學之時，依然是一家九口擠在一起。
現在居於半山了，多年來，不少富裕病人為了答謝他，給醫學院捐獻，最大一筆有五千萬元。可是，他不想當富貴醫生，「我沒有與甚麼有錢人來往。一來，我出生不在有錢人那邊，我是出生在貧窮人那一邊的。」西環路斜，很久以前，他是個習慣通山跑的小孩子。
第一次約好訪問，途中接到他電話，帶着半點沮喪說要取消行山行程，因為手術還未完成。第二次成行了，手機還是不能關閉。多年來反覆治病研究、研究治病，從來不把人生大計掛在口邊，「有時發晦氣跟太太說，我是為別人而活的。」為人而活，是理想還是晦氣說話，看心情，也看人。
行醫36年，范上達看病人多，看醫生也多。太太也是私人執業婦產科醫生，當年大學的同班同學。
「醫生的ego（自我）好大？」記者想聽醫生分析醫生心理。「啊，厲害得很。很多事情，你最好不要碰。他說對就是對。」話題觸動了他。
「大大小小的醫生都一樣？」
「都一樣。」
「剛進來的也是這樣？」
「剛進來的、大大小小的也是這樣。不過，我不是這樣的。」風吹過的時間，可以改變人的心情，他懂得說笑了。病人找他幫忙，他從不說不。即使對方搬出東家醫生與西家醫生的診斷看法，他都肯聽。聽意見的人，其實是最掌握自己意見的人，有信心有氣量等待磨合，一起進步。「有些醫生更差，不讓你講，不聽你講，不想你講，到了這個地步，升到某位置，飄飄然，也是墮落的開始，因為，他不會進步了，因為，他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不再接納意見。這些人上了位，好弊，阻住地球轉。」
「以往醫學院大逃亡是這個緣故？」記者問。
「有些人是因為這個緣故。」
「你2006年是難熬得想走了？」
他以笑回答。
「不可以抗爭嗎?」
「我不是這種性格。」
「你是怎樣的性格？」
「我盡量不與人爭拗。」
「別人踩上額頭呢？」
「算啦，我走啦。」
一串清脆笑聲，因為有經歷，問的與答的都笑得心領神會。山頂回望，笑傲江湖。
不看朝夕恩多怨少
2006年他突然請辭醫學院肝膽胰外科主管之職，經校長及醫學界重量級人物勸說，戲劇性地峯迴路轉，他收回辭職信，並與傳聞中因行政管理互不咬弦的外科系主任黃健靈一同開記者會解畫。
「其實，我當時已去信《南華早報》，澄清我沒有跟他不和。」續任五年，關鍵是不想放下病人與研究工作。其後五年裏，黃健靈捲入訴訟，范上達接替系主任一職，去年退任，再由盧寵茂補上。世事變化因緣，比他當天的決定更意想不到。說到底，他絕不希望看到舊同僚入獄，「這麼大年紀要坐監，不是說笑啊。」
肝臟名醫，對金錢與權力不但有看法，也嚴守規則。范上達說，醫學院的財務處理規則很清晰，「支票一定寫給香港大學財務部，病人相信我們，我們一定要做足工夫。」通常捐獻指定用於研究，「為病人開藥也是不應該的。」
他當外科系主任時，熟讀規例章則，不會讓自己誤墮法網。「做系主任，不一定有權，權是你自己幻想出來的，一定要跟規矩做事。校長（徐立之）就常常說自己沒有權。他與我閒聊說：『我沒權的，所有事，都依大學規矩。有權的意思，就是可能你要超越這些規矩了。』」
人在江湖，最好不看朝夕，想想恩多怨少，心境不是更宜人？其實，黃健靈當年曾為范上達打開醫學院之門。范上達是1971年蘇浙公學第一屆預科班唯一考進港大的學生，蘇浙給了他獎學金完成預科兼五年醫學院課程，畢業後在政府外科工作約十年。1987年他向黃健靈敲門，「我問他能不能收我進醫學院？」
黃健靈不但收錄了范上達，還替他爭取添置研究肝移植的儀器，從零開始。「以前瑪麗派系多，其他部門不想我們做太多嘗試，但他（黃）替我們爭取。」90年醫學院開始運了不少豬隻進來，讓范上達做豬肝移植試驗。每星期，他最少向一頭豬開刀。當時有位從杭州來的教授，經常替他通宵觀察豬隻手術後的情況，猶如把守深切治療病房一樣嚴謹。幹掉數十頭大豬後，有一天，一頭白白胖胖的肥豬，在范上達的手術枱推出來以後，真的可以站起來。肥豬不但活得很好，也成就了91年范上達屍肝移植人體首個成功案例。
1993年成功為小孩子進行首宗活肝移植以後，1996年范上達再成功替成年人進行右肝活肝移植，解決了以往左肝移植問題，病人手術五年後的存活率高達八成半，「效果幾好，帶動了全世界。」換肝之父，是世界權威，歐美醫生也來取經。全球首宗屍肝移植1969年在美國進行，1989年澳洲與巴西分別成功完成活肝（左肝）移植。范上達後來能超越世界醫學，都靠臨床科學研究的創新及膽識，「我們做手術，不會在文獻找到參考，要自己觀察思考。用左肝傷害大，右肝較小，做得多才發現。」右肝比左肝大，分佔比例是六成半與三成半，用右肝移植，即使捐肝者體形比受肝者細小，仍然可行，也令存活率增加。「為何你當時有信心？」記者問。「因為病人有需要。」范上達在醫學問題上是不含糊的。
猶如在武俠世界裏的「惡人谷」成長，數十年砥礪，白色巨塔裏面最勁最勁的武功，不是與世無爭，是一副好心腸。「有病是件好慘的事情，要用同情心去幫病人。如果你想着是為了一份工去做醫生，未必是最好，要做得好，得放一顆心，有人來求你，要想想如何可以幫他。要天天想病人的事，坐着不想，見到病人也是要想的。」
換肝之父的醫生心腸由病人而來，他也不計較與人討論醫學研究成果，寫過約700份醫學論文，既為病例研究，也為醫學交流，最終的副產品是，范上達拿了四個博士學位，是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醫學教授。按他的價值觀，醫病人，得到的錢，是副產品；得到的學位，是學術副產品；得到人的尊重，不一定最重要，最重要是醫好病人。自91年以來，他參與過的肝移植及肝腫瘤切除手術，救回數千條生命。
念念不忘逝去病人
換肝成敗，念念不忘的，只有死去的病人，「能醫好的病人，我都忘記了。」用一生醫學知識替病人治病，有一個問題，永遠解答不了，「最怕病人問：『為何是我？』」很多時候，醫生與病人沉痾裏攜手翻騰，當大家都明白已經走到最後一步了，最令人難過的，是家人不願意放手。
有一些病人沒有問：「為何是我？」因為，他們是醫生。匆匆走過半生，當年大學150名同班同學中，三人數年前患癌去世，兩人肝癌，輾轉成為范上達的病人，「大家說話不多，好多細節，都明白了。」無力回天，是醫生與醫生病人最沉默的時刻。
范上達還沒有相信任何宗教、真神。在醫學病例裏反覆思量，讓他確信，人的細胞只有兩個命運，一是退化，一是轉為癌細胞。現在，他在醫學院領導四人研究小組，努力找出腫瘤幹細胞特徵，「找到這些特徵，就可以找藥把癌細胞殺死。」
換肝之父現在不會找到更多時間，只能找到更彈性空間。最奢侈是每天可以睡至早上8時，日間在養和看症，一天兩天回醫學院跟進研究及改善臨床手術方法。晚上吃飯後，又自由自在駕車回去處理醫學論文。他說，只要體力能應付，沒有腦退化，他會一直為病人工作。
不要錢、不要權，他的戰場，在手術室、在研究室。
記者：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 羅君豪
（１）范上達今年11月將與瑪麗醫院年輕醫生參加100公里毅行者。獨自操練，他多喜歡上較少人到的西高山。
（２）當年范上達不停嘗試以豬隻做肝移植實驗，奠下人體肝移植成功技術的基礎。
（３）作為肝膽外科權威，范上達所寫的肝移植醫學著作去年再版。
（４）范上達笑說相中的外科之父王源美當年在課堂裏也曾罵他蠢。轉眼他自己已是換肝之父，分別取得外科、醫學、科學及哲學四個博士學位。
（５）這一年，走龍虎山路，特別輕省，可以欣賞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