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蕾新書名喚《有米》，新書發佈會又派穀種，問她香港是否有人種米，她笑：「有呀，你要天真型，還是認真型？」所謂認真型，是真的有農夫想在香港復耕稻米，「我聽說剛剛有人租了塊農地，一租就三十年！」但她新書《有米》談的其實不是種米，而是香港人說的「有米」，即富有，「我的『有米』，其實是要用我的價值觀，指出香港人其實很富有！」
記者：何兆彬
攝影：林栢鈞
咁辛苦仲耕田？
因為想看香港本地種的稻米，記者叫曉蕾帶領入南涌看「天真型」農夫怎種稻米。早上還是陽光普照，中午落田時卻刮起橫風橫雨。我們到了南涌的農地，看到劃成一塊塊的農田，其中有幾格綠油油的稻穗，隨風飄揚。稻米剛結了稻穗，還是黃的。據業餘農夫介紹，一造米要種約120天，當稻由綠轉成金黃色，穗內灌漿，稻身變乾，就差不多是收成期了。這些稻田種了約三個月，「我的朋友業餘種米有十年了，失敗了又種，種了又不時失敗。」
雨剛下過，稻穗沾着雨點，更見鮮綠，不遠處，七八隻麻雀在稻田間飛舞。「看！雀仔要來吃了，所以農夫們要用帳篷保護稻米，如果沒好好保護，收割時可能只剩兩成。」耕田要睇天做人，又未知收成，還要餵雀，為何有些香港人這樣子一種就十年，況且農田沒多大，就是十足收成，也不過是幾碗飯！為甚麼這樣的儍事還有人做？這就要回到本篇的主題——有米。
曉蕾打自己工做獨立採訪，專攻綠色生活，她書中談的「有米」，其實是另一種生活形態，「有米即係有錢，我不是教人種米，我是想用我的價值觀講香港的富有，當然不是說有幾千萬也不夠分那種令人沮喪的價值觀！我可能在臉書多，年輕人很受這種價值觀影響，他們會覺得買不到樓就結不了婚，就沒有前途，很灰似的，雖然你也會見到他們很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但價值觀很單一。
悲觀地天真
「這本《有米》是從二十萬字之中，選八萬字出來，我很想擴闊大家的價值觀。」曉蕾回看自己的連載文章時，「我發覺自己建構了一個綠色香港，這是很少人見到的。我覺得香港社會已很灰心，公民社會不斷被收窄，不管是採訪自由，還是其他事情……我覺得，這是一本打氣書！香港是很有米的，例如自然資源。」她說，只要你夠硬淨，例如像龐一鳴，例如像示威番茄（一個在佔領中環期間常到現場煮番茄的廚師），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是沒可能。「茹國烈評我的書說，讀後『覺得充滿力量，我也可以做一點事』，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個開始。」
近年的她以獨立採訪生活，但在香港出書是沒多少收入的，《剩食》大受好評，賣了也不夠一萬本（作者一般只收書價十分一）；另一邊廂，她接了幾個專欄，替報紙/雜誌寫報道，賺取生活，同時儲稿，「每星期寫一篇，唔覺唔覺，但結集成書，又好像有個群體出現了。」形容種米農夫，曉蕾會把他們分為「天真型」（業餘）及「認真型」（專業），她說自己也是sometimesnaive：「不過我不是幼稚地天真，反而係悲觀地天真！因為對大環境是十分悲觀的，我不會告訴你做記者好容易，我也不會告訴你在香港生活很輕鬆。人生只能活一次，你一係悲觀，一係樂觀！我當然是樂觀。」
我不會失敗
樂觀也總不能盲目。雖然人人都曉說「筆比劍更有力」，但你總得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否則一切都是枉然。「從前我是較悲觀的，但到了三十歲，我告訴自己我要開心，要積極，我要看自己擁有的。」她樂觀，只是因為她今天的路是個人選擇。本來找她談綠色採訪，她卻多次忍不住講到公民社會的收窄，「看看近期的回歸十五周年專題，有無搞錯，為甚麼香港會變成這樣？當你見到所有事都這樣，社會行動當然很重要，但我覺得生活上，抗衡和找到自己的空間，同樣重要。」
如今被標籤為綠色記者，這條路，始於早年她在《明周》工作，「當年我寫教育及環保等。最先我想寫教育，但失敗了。我記得當年有個台灣教育家李雅卿來香港演講，有個孩子問她：『如果你失敗了，怎麼辦？』她答：『其實我不會失敗的，我只會遇到困難的；當遇到困難，你面對它就可以了。』在我的採訪路上，其實是沒有失敗的，但就不停的撞牆，那怎辦？惟有再站起來。」她一開始只想寫深度報道，但寫教育失敗後，去了教書，後來地球之友找她寫《夠照》，「那剛好是我最忙最不在狀態時，所以有點內疚，但它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後來環保署也找我寫了四本環保書。」
綠色採訪之路
誤打誤撞下，她走上綠色採訪這條路。「我真的被那些氣候變化的數字嚇怕、打動了，天氣怎變化，地球怎樣沒有魚，二氧化碳怎飆升呀、水怎樣不足呀、地球現在有幾人呀……這些之前都知道，但只要你認真面對，就不得不細讀。本來我也想過《剩食》後要寫別的，不想給人家看扁，以為我只會寫綠色，我想過寫本關於立法會的書，但時間有限。」今年選舉年，曉蕾看着大家很緊張選舉，又同時會比較另一議題：「我們的垃圾問題也很嚴重呀！你明不明，一個人你吃多少，跟你去不去拉屎是很重要的嘛！但在香港，人們不停的shopping，但竟然不處理垃圾問題。」
她剛去了台灣領獎，順便採訪，深受感動，「香港人去小店竟然是買大企業的商品，但台灣支持小店，是支持那些婆婆媽媽本土生產的醬料。我七一也會上街爭取普選，但除此之外，我見到環境議題不能再這樣下去，全世界講緊碳排放、碳稅，但這些題目香港竟然沒有人談。」她發現，台灣的綠色出版發達到有專門的設計師（王春子）。王春子一家來到香港，在曉蕾鄉郊的家中住了數天，「她們沒見過香港原來也有這麼大的鄉村，一住之下，就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咁有錢。這麼大的公廁，有垃圾站，還天天有人來倒垃圾，因為在台灣鄉間是沒有的。」
背靠大自然
訪問前，曉蕾剛由港台做完錄音過來：「主持人劈頭就問我：現在的工作方式是對你是最容易了吧？我不禁激動起來：都不是咁容易的，念念碎了一堆：連影印報告都不易，又沒有大學圖書可申請……做獨立採訪甚麼資源都沒有，未來我想寫本關於水的書，但旅費都不易籌集。我去申請資助，就怎麼都申請不了，很沮喪，有時我也想出月薪的呀！」她苦笑。
寫寫寫，會否覺得自己要寫的，剛好與地球浪費的大潮流相反，只會成為歷史的裝飾品？曉蕾豪氣的笑說：「不！我覺得未來十年，個個都要讀我的書呀，哼！為甚麼？不是因為我背後有大財團，而是有大自然。大自然想你珍惜水、資源、糧食時，這些提醒會越來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