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啟發了很多人。有一群人叫記者。
23年前那個六月，大學生區家麟在無綫新聞部實習，「原本我想拍紀錄片」；中學生張洺華（原名張寶華）在忙考試，「我覺得全世界讀書最重要」。突然，北京傳來第一下槍聲，許多人流血了，兩個本來還有點懵懂的青少年，像其他千千萬萬個同代人一樣，決定了一點人生的方向。
記者：劉嘉蕙
攝影：黃子偉、周旭文
區家麟Profile
1990年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成為無綫新聞部記者
1996年 轉任無綫新聞及資訊部公共事務科記者及編輯，參與製作《九七透視》、《時局縱橫》
2000年 晉升為無綫新聞及資訊部公共事務科監製
2005年 獲史丹福大學取錄為奈特新聞學人
2006年 重返無綫新聞部
2010年 離任無綫新聞部，於中大修讀新聞博士課程
區家麟：跟97掛鈎的人生
區家麟將自己的人生跟97掛了鈎。他手提電話號碼最後四個字是2047，回歸前由他親自揀選。「97年是我觀察世界的一道窗口，我對這個年份有情意結。」
讓我們倒帶重溫：沒有97，就沒有84年中英談判戴卓爾夫人摔的那一跤，「我68年出生，中英談判期間我初中，是剛懂性最熱血的年華。那幾年發生了很多事，83年港元跟美元掛鈎、84年聯合聲明出爐，香港人排隊去拿。我那一代記者，很多都視『看九七回歸』為目標。」
他86年入中大念新聞，89年選實習，「讀大學時我想拍紀錄片，那時港台實習好多人爭，電視新聞反而無人吼，可能那一代人價值觀不同，覺得博出鏡好cheap；導師叫我試TVB，無可奈何我惟有去。」電視台實習6月1日報到，頭兩日訓練，區家麟記得，他正式埋位第一天，是6月3日，同日北京開槍，「突然整個直播室的人癲晒，大家好忙，四方八面傳來北京的畫面，我呆了，覺得做記者使命感好重、好偉大。」就此跟新聞界私訂終生，一去廿年。「後尾回想，做了20年新聞，那天原來就是最刺激的一天。」
那是一個大時代
記者跟醫生的工作有時相似，世界夠亂才有作為。「我的年代做記者是好好運，回歸前後社會好多矛盾，每件對香港震撼都好大。那時記者做咩？中英爭拗、青馬大橋起唔起、機場融資問題、每句說話都是SoundBite，是一個大時代，做記者見識特別豐富。」
97年7月1日來了，沒區家麟想像中刺激。那天他被派去添馬艦採訪回歸晚會，派對後的凌晨，他負責「扑咪」街訪市民，「連續問了幾個人，幾個都耷低頭無嘢講，這些片段當時無播出，我印象卻很深。」此前他埋頭做一個叫《九七透視》的節目，探討幾個英國殖民地的情況，作為香港借鑑。其中一集飛去直布羅陀，直布羅陀位於西班牙邊陲，1830年起受英國統治，與西班牙主權之爭，綿延三百多年。
直布羅陀有一個山，山上很多馬騮：「當地有一個傳說，當山上所有馬騮消失，就是直布羅陀回歸西班牙統治之時。有一個時期，山上剩下單位數的馬騮，當地人急了，馬上從非洲運馬騮搬到山上去。我當時的想法是，香港從來沒有這個選擇。」歷史後來發展，02年直布羅陀舉行了第二次全民公投（首次為1968年），決定維持英治。這也是香港從來沒有過的選擇。
關於97年，這位傳說中有份捧紅黃婉曼做「天氣女神」的前電視台新聞部高層，再補充了一個天氣的角度，「97年7月下了一整個月的雨，至今應該依然是一個紀錄。」
借鏡《萬曆十五年》
區家麟是「回顧王」，電視台00年至09年的大事回顧，除去中間兩年赴美進修，大部份由他包辦，「我習慣每日記下當天主要新聞，到年尾把所有筆記攤開，抱着一個寫歷史的心態去想。通常我的角度比較抽離，一年裏有三百多個頭條，有哪些是十年後回看依然重要的呢？就放進節目裏。」電視台的回顧節目，事實為主，不常評論，絕少比較，也惟有像區家麟這種「回顧王」，才能具體地說出一個客觀的變化。「我對回歸15年最大感想，是香港這些年來的問題，都是老問題：競爭力下降、貧富懸殊、年輕人買唔到樓，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他去年撰文，把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跟香港回歸15年做對照──萬曆十五年即1587年，「表面上似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但從幾位官場人物的遭遇，隱約看到明代滅亡的端倪。黃仁宇總結萬曆十五年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紀錄」。「書中幾個人，如張居正、海瑞、萬歷皇帝，每人都想做一些事，但被制度箍死了，想轉、轉不開；傳統儒家思想和朱元璋訂下來的體制，產生了一個利益階層，這群利益階層不想改變任何事，所以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進行，情況跟回歸後的香港相似。」
「回顧15年，表面上相對昇平，沒有許多大事值得記下，但其實每年都有幾件小事發生。從阻止法輪功租場、到警察對示威者越來越嚴、到中聯辦保安升級……這些細微的事，加加埋埋，全部向同一個方向發生緊。你會發現香港某些特殊地位，也慢慢走到盡頭。」
香港的原罪
香港97後的命運也許在97前已決定了，「歸根究柢是整個政權有原罪，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經濟最自由，人民有一定言論自由，而不能選自己的領袖。像五司十四局爭議，唔關梁振英事㗎我覺得；總統換屆，帶幾千人來很正常，所有民主政府都是如此。但原罪令你做甚麼事都被質疑，市民會問，我點解要畀呢個權力你做，點解要畀錢你。有人說，拉布結束，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我唔覺得；整個制度的設計，就是令無一個政治勢力獨大。變成今時今日咁，無人做到嘢，大家應該預咗。」
回歸15年，重大建樹無，唯一確定的是，政府為我們「成功」爭取到一個更分化的社會，「一個唔做嘢的政府，如何去製造支持者呢，唯一就是製造敵人囉。你見到政府不停同你講拉布每日用幾多錢、變相公投又幾多錢，開口埋口都係呢啲人影響你荷包。政府想不到方法，就用製造對立和敵人來維繫它的管治。」
擦死一個鞋
《萬曆十五》年中有一個角色叫申時行，位高至首輔，為官目標是做和事佬，「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他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令人想起某位近日O嘴的高官。區家麟說，在目前制度下，惟「聽話」才能上位，問題不出在個人：「這是香港制度的悲哀，民主國家政權會輪替；香港情況是，掌權的不會變，變成你只能擦死一個鞋。也可以說中國人社會，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你要上位、要錢，就只能聽從老細旨意；在外國不同的是，他們未必把這些看作一生唯一目標，所以不太在乎聽老細話。」
在他眼中，香港只會像大明王朝一樣步向消亡？「其實我不悲觀，制度是箍死了沒錯，但城市富裕到一個程度時，意識會提升。當年輕人不把錢看得太重要，不跟着主流調子走，就有空間做其他事。」
張洺華Profile
1995年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任職《南華早報》政治版記者
1998年 轉職有線電視新聞部中國組
2005年 獲志奮領留英獎學金赴牛津大學進修
2007年至今 豐德麗控股高級副總裁
張洺華：大時代感召做記者
張洺華（前名張寶華）之所以成為記者，是受到大時代感召。「以前我不知道有記者這份工，我夢想是做室內設計師。直至八九六四，太震撼，明明學校考緊試，都不惜拋下課本，帶細佬去遊行。中學時代我覺得讀書比任何事重要，不留意新聞，六四是我第一次覺得大是大非比讀書重要。」少女張洺華自此更改志願：做教師或記者，「我後來決定要做記者，因為沒有真相的話，有知識都無用。」
95年中大新聞系畢業，張洺華第一份工，是《南華早報》政治版記者。未赤化的《南早》，猛人雲集，港英政府極為看重。「回歸前好多議案趕住過，臨立會馬拉松式開會，記得有陣子喉嚨痛，但要頂硬上，一星期吞了一百粒消炎藥。」
中國新聞開荒牛
關鍵年份一過，香港傳媒開始北望神州，張洺華是採訪中國新聞的先頭部隊，「轉職有線，公司突然改組，政治組轉做中國組。97年內地點同家？那時個個怕返大陸，很多人走。老闆趙應春跟我說，『阿女，以後最重要的新聞都來自中國』；我想起自細阿媽教落，捨得捨得，做人『唔捨邊有得』，我本來國語都唔識，也咬着牙答應了。」
由立法會衣冠楚楚，到珠三角沙塵滾滾，走在前線的香港記者，比六百萬香港人率先體會到政治溫差帶來的轉變。2000年江總「simpleandnaive」發惡事件過後，張洺華一下子成為全城焦點，代價是北京政府部門從此「寶華止步」，「試過幾次，證件批晒，去到門口唔入得，連跟我同場的行家都被拒諸門外。其實究竟有無一張黑名單，到今日我都仲係懷疑。」
阿爺落閘，間接把張洺華送到大千世界，公司把她調去負責國家領導人外訪。外國政府把傳媒當朋友，安排記者跟總統同住一酒店、有簡介會；香港記者被自己國家當敵人，「孔泉做外交部發言人時管得特別緊，記者見領導人唔准問問題、唔准講嘢、連打招呼講早晨都唔得。」不等傳媒自我審查，阿爺先行閹割記者發問功能，可說早瞻遠矚，「回歸早年，電視台經常去領導人外訪活動，你有沒有發覺近年去少了？因為無料返，又貴。」05年告別新聞前線，大時代走過了，大人物見過了，張洺華自言，總算圓滿離場。
緊守最後防線
不想抹煞同業的努力，但事實是，張洺華之後少有記者因為採訪表現而被記得，回歸後電視新聞剩下標致但蒼白的報道員，以及千篇一律的官方講話。「做記者待遇差是事實，我入行時起薪有萬五，今日平均不到一萬，有乜理由係返轉頭？讀書要錢，好記者需要精神和金錢去栽培！沒有decent的社會地位和人工，呢行點留到人材？」
「香港唔可以無新聞，好大鑊！這是香港最後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