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後，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邀請，我在東京訪問四十天。與以往參加會議、匆匆而過不同，這次時間充裕，容許我得以觀察一些更細節化的事物。回想起來，東京這座城市，最讓我感到氣象宏大者，不是建築，而是書店。
也許有讀者會奇怪：書店？哪座城市沒有一些書店呢。可是，當你來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國通的那條大街上，鱗次櫛比的樓宇中，居然佈滿了書店。準確的數量是180餘家，其中舊書店──日語稱之為「古書店」──160多間。過去我曾經到過這裏，但因為時間倉促，只是在最邊緣的兩家書店匆匆買了幾本書。這次時間充裕，我在那裏前後逛了六七天，還只是局部。這裏的書店不僅數量多，而且品類豐富，專業齊整，語種多樣。不僅有書籍，還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書法等。我在幾家賣「洋書」（專指西文書）的店裏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紀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產國」恐怕也是稀見品了。我看到格勞修斯的《戰爭與和平之法》（1631年荷蘭文版，日圓價350,000塊），看到約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法文版（22萬日圓），看到11卷本的《邊沁通信集》，還有我有中文譯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講集》、赫定關於中亞探險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爾摩初版……
在逛這些書店時，我常氣惱自己不懂日文。例如在阿拉伯國家，看着書架上的文字，一概不懂，心裏也不急，也算另外一種「眼不見，心不煩」。可是日文不同。錢鍾書先生當年在京都大學座談，開頭就誇獎日本漢學成就斐然，不過，他說：「我是日語的文盲，面對着貴國『漢學』或『支那學』的豐富寶庫，就像一個既不懂號碼鎖、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瞧着大保險箱，只好眼睜睜地發楞。」其實，日語裏夾雜着很多漢字，中國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書名，讀書頁，大致上可以知道一本書的主題，卻又難以通曉內容。那個保險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裏面有些金銀財寶，無法打開，不只是「眼睜睜地發楞」，用現在網上流行詞彙，簡直要抓狂。
抓狂之餘，也不免令人思考：為甚麼東京有如此繁華的古書業？在我到過的所有城市裏，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抑或是亞洲其他國家，相比之下，神保町書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是日本人格外熱愛讀書？地鐵裏一卷在手的人確實很多，我甚至看到一個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爾的《正義》讀得津津有味。愛閱讀的人多，自然也就會催生書店業的發達。但是，舊書店這麼多，還是需要別的原因解釋。
在歷史上，日本從中國輸入了許多典章制度，但是，兩國之間，歷史的連貫性有着巨大的反差。日本的君主，從來都不是通過征服而登基。雖然天皇在幕府時代曾長期淪為符號，然而卻未曾有過改朝換代的情況，所謂萬世一系，良非虛言。在中國，改朝換代，歷代皆有，而且不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已，還伴隨着對前朝種種的激烈排斥。對前朝文武的殺戮，前朝遺民的自我放逐，當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於本朝合法性的違礙書籍。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獄，不知道有多少文脈被專制的斧鉞無情斬斷。一直到文革，紅衞兵們不是也燒毀了汗牛充棟的「封資修」書籍麼？相比之下，日本幾乎沒有這樣代際寃仇，書之禍也得以倖免，也就有了古舊書籍的不斷積累和舊書業的蒸蒸日上。這是否是一個重要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