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今年九十七。一九六四年，他招收我作為他在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與他認識已近半個世紀。他學識淵博、跨越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社會學多個領域，他待人坦誠、豁達大方、正道直行、人格高尚。于光遠在政界、學術界、企業界朋友遍天下。
我最後一次見到于光遠，是在「六四」後逃亡途中。我在中國南方一個城市打電話到香港，走出長途電話局，迎面遇上了于光遠。他是來此地實地考查鄉鎮企業發展前景的，因為「六四」滯留未歸，錢已用臻，打長途電話要北京家中匯錢。此時意外相遇，令我喜出望外。我也開始相信「緣份」。當我知道他一時手頭窘迫，便將攜帶的錢分給他一部份，言明不必償還。很多年後，我和家人聯繫時，才知道，于光遠還是想方設法把錢還給了我的家人。
北京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一次在一九七六年，另一次在一九八九年。毛澤東晚年，鄧小平一度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讓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三人，擔任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時，于光遠因受鄧小平牽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被整。于光遠家住在北京東城史家胡同，我家在乾麪胡同，從我家到于光遠家，有兩條垂直的小胡同相通，步行五分鐘，就可到達。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我天天到天安門廣場，天天到于光遠家，圍着他家的煤爐把天安門廣場手抄詩詞讀給他聽，然後把抄寫得十分凌亂的紙張放進煤爐裏燒掉，我預料，天安門事件遲早會受到鎮壓，為了不讓于光遠擔心我保存了詩詞，就當他面燒掉。于光遠聽我讀詩詞時全神貫注，不時點頭稱是，那興奮的表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時，我家已搬離乾麪胡同，我一次也沒有找于光遠，但在我離開中國時，老天爺安排我們在南方城市見了一面。至今我們已二十三年沒有見面，心裏經常惦念他，通過友人互帶問候，每至歲末互寄問候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我們還能再見和談話。
對于光遠的思念常常勾起我做他的研究生時的回憶。當時，于光遠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他學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是公認的大家，卻從不開課講授，只是偶爾把學生叫去，隨口說說自己的見聞。有一次，他剛從四川回來，把我們幾個學生叫去，大談樂山大佛，說大佛的耳朵上長了一棵樹，腳板上可以開「生產隊」大會。回想起來，我沒有聽他談過要以甚麼思想來指導研究，這正是于光遠的隨意教學方式，使每一個學生按自己興趣自由發展。當我告訴他要轉向研究政治學時，他表示完全贊同。
于光遠說話做事自由隨性，「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被當作「走資派」揪了出來，還不止一次津津樂道地回憶說，紅衞兵抄家時，他把「罪證」塞進了正在「坐月子」的老婆的被子裏，逃過一劫；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批鬥會，本要押送他去，他勸紅衞兵不要麻煩了，保證按時到達。到體育館門口，把守大門的不讓他進，他卻表示一定要進去，糾纏半天，集了一群看熱鬧的年輕人，于光遠心裏樂滋滋，最後才說，你們不讓我進去，就開不成會了。對方表情詫異仍不停呵斥，他這才亮出底牌：「我就是你們要批鬥的于光遠。」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于光遠跟着倒楣。當鄧小平第三次起來時，于光遠又與鄧小平經常在一起。中國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許多記者採訪他，他最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的手寫提綱一直保存在他那兒。
于光遠有兩次婚姻。第一個妻子因被劃做右派分子按黨的要求離異，留下兩個女兒由他撫養。女兒長大後，卻與他有些隔閡。做為親生父親他投入的是無限的愛。女兒想出國留學，需要教育部批核。有權勢的人都會託託關係走個後門或請秘書代為辦理。信奉「正道直行」的于光遠卻親自去排隊等候接見。為了在經濟上幫助女兒，他還將零星稿費藏在書桌的抽屜裏作為「小錢庫」資助他們。女兒出國後，因着種種原由他無法去探望，在友人面前卻時不時地叨念。
一九八五年，我妻子高皋寫出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草稿，我將完成後的書稿第一個交給于光遠看，他多次到我家裏與我們談這本書的寫法，書名《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他告訴黎澍後定下來的。
鄧小平有兩手，一手「改革開放」，一手「反自由化」。于光遠非常相信胡耀邦，他起的作用是，與胡耀邦、趙紫陽一起推動「改革開放」。而于光遠的「老夥伴」胡喬木、鄧力群則幫着鄧小平大反「自由化」。于光遠的性格樂觀、總是與人為善，為人從來「包容」、「寬容」。許良英被劃為右派後，在浙江農村當農民，繙譯了愛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後期，正是于光遠多次努力，為許良英在北京安排了工作。于光遠的「包容」，使中國八十年代大批所謂「自由化分子」團結在他周圍。那個許良英，就是與方勵之、劉賓雁一起發起「反右三十周年研討會」的三人之一，因為鄧小平記不住許良英的名字，說成了王若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後，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除了黨籍，鄧力群又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十三人名單」。這十三人為首的就是于光遠，其他一些人是于光遠多年的朋友、同事，如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孫長江、李洪林、于浩成、吳明瑜。于光遠知道此事是鄧力群使壞，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趙紫陽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圈，批了一句話：請小平、陳雲、先念、彭真、一波、啟立、紀雲、喬木、力群、鶴壽閱。鄧小平先看到報告，劃了圈，陳雲亦隨之圈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人包括鄧力群在內只好依樣畫葫蘆，于光遠就這樣從「自由化」名單上刪了去。但鄧力群並沒有就此罷手，他又想出新的招數。在一次中央顧問委員會的「生活會」上，鄧力群利用顧問委員會的一些耆老，以大批判的方式，無限上綱，整肅于光遠。于光遠則據理反駁，李銳等一班人路見不平，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弄得鄧力群等人張口結舌。面對握有他小辮子的李銳咄咄逼迫的發言，鄧力群黔驢技窮、一無所成。
我離開中國後，知道胡繼燕一直做他的秘書，幫助他做許多工作，包括郵寄信件。從于光遠廣發的《賀年信》中，知道他坐上了輪椅，他還是那麼樂觀，說要「坐輪椅，走天下」。當時我就知道，一個人一旦坐上了輪椅，就起不來了，我為他擔憂，遺憾沒有告訴他要盡可能推遲坐輪椅。我知道他八十歲後，從社會科學轉向了文學寫作，近二十年來，出版了多本隨筆散文，有《古稀手記》、《碎思錄》、《文革中的我》、《窗外的石榴花》等。我發現，我總是在學他不斷進入新領域，一個從自然科學跨入社會科學、不懂文學的我，知道「散文」就是「結構鬆散、自由聯想的文字」，也大膽地在《蘋果樹下》寫散文了。
于光遠說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愛表現自己，二是愛聽表揚。說他愛表現自己，無非是愛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和評論，作為思想家，他提出了許多「新概念」、「新思想」，開創了許多新學科，但與今天八○後、九○後相比，在「愛表現自己」方面還是遠遠落後了。至於「愛聽表揚」，他的為人和人格，怎樣表揚都不會過份。作為政治家，他是一個有親和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