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兩回《文學季刊》聚會都沒見到陳映真先生，我很失望，因為到台灣之前已經在香港《好望角》和周夢蝶先生代為購寄香港的《現代文學》上看過他的小說，又在《劇場》上讀過他的文章。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他關在獄中的驚鴻一瞥。他剛被捕時，還沒軍事審判，但已囚禁在新店的軍事監獄，距離木柵政大相當近；尉天驄先生告訴我，已經查到探訪的規則和辦法，決定要去看陳映真先生，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尉先生提醒我，去的話要留下身份證、要登記，離開時才能取回。換言之，這可能是線索，我們也可能因此被「連坐」。我當時年輕，又在相當自由的殖民地成長，覺得沒做過不合法的事，毋須掛慮，加上很想見見映真先生，馬上就一同前往。當時還不知道映真先生是被警總安排滲透《文學季刊》、偽裝左翼的作家楊蔚所出賣。
陳映真出事，陸續逮捕了三十六人，《文學季刊》許多同人輪流被請去問話，警備總司令部連陳映真和《文學季刊》許多同人經常去的明星咖啡屋，也曾派調查員去徵詢明星的簡老闆。我們都不知道，後來簡老闆向黃春明透露，我們才知道。那段時間我們其實甚少去明星，不是因為擔心警總在那兒埋伏或偵察，而是出事後大家都心情緊張，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彼此關心多數去對方家裏探訪。
陳映真先生被捕，還沒移送上庭審判，即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我雖然不懂法律，但也覺得很不公平，怎麼還沒審訊就可以把人囚禁在軍事監獄？他是因思想罪被捕，左傾和搞讀書會，這案結果還有其他人被捕坐牢。他被捕後《文學季刊》的聚會就中止了一段時間。姚一葦先生一九五○年代曾因無辜牽涉匪諜案而入獄幾年，他以前的名字是「姚公偉」，出獄後改名「姚一葦」，名字是王夢鷗先生替他改的；何欣先生經歷過一九四○年代《公論報》的事情而不能出國，他們兩位有這樣的經驗，不免有點焦慮。黃春明先生因為和陳映真十分接近，也被抓去審問，他太太Yumi十分擔心。還記得他被抓當晚，我們趕過去探問Yumi。那時被抓去警總的思想犯大都有去無回，擔心是當然的。王禎和先生也被請去問話。在《劇場》季刊發表很多繙譯的曹永洋也是。對尉先生則客氣一點，派人去他政大的宿舍調查。有兩次去找尉先生時剛好跟警總人員擦身而過。陳映真先生被拘押很長才軍法審判。我後來在《大學雜誌》將尉教授為陳映真先生辯護的文章發佈；這篇長文叫〈一個作家的迷失與成長〉，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號。那個時候也只有《大學雜誌》敢登，那一期剛好是「國是專號」，「建國六十周年紀念」的國是諍言。
一九七一年五月，《大學雜誌》的何步正被捕。當時我自己估計，既然何步正被抓了，我應該也會被抓。他們可能先向我們兩個僑生下手，因為其他人比較知名。這是張俊宏先生常常說的，越知名越不怕抓；我就想，我們小朋友，當然先被抓了。所以當晚就先準備，穿暖和些，袋幾包煙，然後就坐等，不睡覺。忘了誰告訴我，警總到民居抓人，多是半夜後，比較不驚動一般老百姓。等待時也再研究了一下那些犯禁的香港文藝書籍、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盤古》、《明報月刊》等材料，最後還是決定不動。因為這些「罪證」最好還是讓他們抓去，比沒有好，沒有的話，反而要交代，一定會問送了給哪些人看，那便牽連更大，所以不如就原封不動，丟了反而說不出來龍去脈。然後匆匆忙忙的看了一下信件。我很多東西都是一包一包的，因為地方小，沒地方放，就這樣一堆一堆，後來覺得也是沒辦法處理的，便算了。當晚就這樣一個人抽悶煙到清晨，結果沒人來抓我，我也沒有下獄。到清晨略作休息便出門，到陳鼓應先生景美的家打聽。
那天晚上其實我的心情很複雜，一來是來自香港的文字材料，二來是因為我牽涉很多，《大學雜誌》之外，晨鐘出版社、環宇出版社、《文學季刊》、《現代文學》，又有香港的不同聯絡，千頭萬緒，光是交代也交代不完。最擔心的是，究竟怎樣面對警備總司令部的查問。我最憂慮的是在很嚴酷的環境下，自己會不會因為恐懼、逼問、恐嚇、刑求，而承認很多不應該承認的罪名？對方提供一堆名單要你指控，你便去指控？這是我最大的心理負擔。為甚麼沒來抓我，到今天也不明白，可能他們認為只抓何步正一個已足夠殺雞儆猴，也可能是留待下一波牽涉更多人。當時我想，我是僑生，不至對我如何，但可能進去之後要關一下。比較擔心的始終是刑求，這樣的考驗最後如何很難說，有些人平時很硬朗，但進去以後還沒刑求，就已經一切都招認，出賣朋友、誣指朋友。
我離開台灣後，唐文標先生帶着左翼思想到台灣，引起了《文學季刊》內部的分歧。「唐大俠」很熱心，要指導作家如何創作，例如他會告訴黃春明先生，〈蘋果的滋味〉的結尾應該如何加強，應該怎樣寫才能進一步突顯美帝國主義的霸權，因此結尾時啞巴的女兒不能被美國的軍官收養。換言之，是文以載道，主題先行。黃春明先生完全不能接受，後來向我回憶這件事時仍非常激動。王禎和先生一向比較喜歡西方現代派文學，「大俠」的言論，他很也覺得格格不入，後來再沒有在《文學季刊》看到他的作品。老一輩的姚一葦先生也被開罪。姚先生在美國參加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坊，前後將近一年，寫了一系列文章，以白先勇、王禎和等都住過的五月花公寓為題，叫「五月花札記」（後收入洪範版《姚一葦文錄》）。其中有幾篇曾經從美國寄去給《文學季刊》，但當時因「大俠」的意識形態掛帥而沒有採用。姚先生非常不高興，寫信跟我提起，後來親口憶述這件事還是不平。何欣先生因此也跟《文學季刊》有點保持距離，後來跟我談到，表示在大陸「文革」的動亂中，更要因此多多思考這種「工具論」的文藝觀。
這個情形令我很難過，因為這些師友很照顧我，大家感情很深厚，何以後來大家好像變成沒有共同語言，也沒有從前那種相濡以沫？我後來回台灣，也見到「大俠」，還聽他口若懸河、國語夾雜廣東話獨白式宣揚第三世界文學的大道理，感到他這人坦誠、敢言、對朋友無保留。春明兄、禎和兄、何先生、姚先生等都是分開單獨見面，沒有從前那種聚會，所以我的印象是大家有點思想上的分歧，似乎需要一些時間修補。弔詭的是，「大俠」除了刺激《文學季刊》的朋友重新思辯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還在台灣全力出土完全「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張愛玲，為台灣的「張熱」加溫。
對我而言，特別失落的是，過去《文學季刊》讓我這個獨居台灣的僑生有一種近乎家庭的溫暖，但這種感覺終被海外波濤洶湧的「革命」思潮打碎……
（鄭樹森口述，熊志琴訪問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