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秋天以後──準確地說，應該是辛亥年農曆八月十九日以後──中國的土地上發生的事充滿了激烈而離奇的況味。
武昌首義之後，各地激進推翻滿清專制和追求民主的人士簡直可以說是一夕醒來，也可以說是剎那入夢，他們忽然看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寫着模糊的未來，只能拼命奔赴，不計一切。
武漢新軍一旦發難，湖南、陝西等地如響斯應的也都是新軍，杭州方面的軍事領袖也大為緊張，浙江巡撫增韞、杭州駐防將軍德濟嚴格控管所屬，每人只發三顆子彈，對於有心起義者而言，這當然是不夠的。當時在地以光復會為骨幹的革命分子便聯絡上黃興，希望能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上海軍政府是時已經成立，又拿下了藏有大批軍械的江南製造局，新當選為都督的是同盟會的陳其美。
陳其美總攬資源，主掌分配，偏偏在黃花崗前後又因為光復會的陶成章到處跟人嚷嚷，說陳「狂嫖爛賭」、「中飽革命經費」，因此陳對光復會深懷忮刻。當杭州同志向上海方面申請槍械彈藥時，可說大失所望。要幾百支長槍，一支沒有，只給了三十支手槍；要十五萬發子彈，給了九萬發；要香菸罐炸彈千枚，給了三百。總之，用這樣的火力，鬧一鬧可以，是沒法子真正「作戰」的，而杭州的這些革命者所想的大約也就是鬧一鬧總比甚麼都沒有好。
陽曆十一月四日傍晚，這些微不足道的武器提運到上海滬南火車站的一輛列車上，前面一車頭，拖掛兩節篷車。據說當時根本沒有人知道發動日期、地點，只知道得趕緊將槍火送到杭州城內同志手裏。由留日士官生出身、雲南講武堂的教席高爾登擔任押送指揮，午夜出發，三點五十五分抵達清泰門，此地無人把守，但城門是緊閉着的。
火車必須先過清泰門，才能到關王閣總站。清泰門厚重堅固，覆以鐵皮，無法擊破。高爾登於是想了個極餿的主意：索性用火車載着同志、軍火，猛烈向門撞去，來個玉石俱焚，也稱痛快！當場的同志居然個個贊同，全無惜生之念，這也是咄咄怪事。
幸而隨後找來了一個姓趙的火車駕駛員，仔細審度環境，算計衝撞力道，說：「撞是撞得開，可是一撞而開，連人帶軍火都賠上，豈不寃枉？倒不如將車頭、篷車先脫鉤，用車頭動力衝撞，一回不成，繼之以再三，說不定還真需要多撞幾次呢。」
這位趙某於是操縱進退，將車頭倒行了一兩里，前後撞了四回，一擊而微損、二擊而破隙，三擊令左扉傾圮，四擊而洞穿──終於將火車頭送進了杭州城，居然車頭未毀，動力仍健，掛上「詹天佑鉤」，還能拖着那兩輛篷車，將軍火載到總站，交付當地臨時司令部的標統周赤忱。杭州順利地光復，所仗恃的還真不是槍炮彈藥。據說火車頭一連四波聲勢，讓守城的清廷官吏以為革命軍有了大炮。這是意想不到的恫嚇戰，收了大效！
這故實之打動我的地方，在於看似專業、身為領軍指揮官的高爾登竟何其魯莽？看似與權力、理想、民族、共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造民國平均地權等「大字眼」全然無關的一個火車司機卻是兵不血刃拿下一座城池的第一元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