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猛步》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既熟悉又陌生，譬如中環利源東街，誰想到曾經有三家報館挨肩而立，從業員在街上穿來插往？況且，幸福的八十後也不會明白，理論上專欄作者不必返工，怎麼老是往報館跑？司明就宣稱，「我對《新生》的編輯部極有感情，由於十年餘來一年中僅有少數日子不去那邊，平日每天要去兩三次」。勤於出出入入，原來是送稿─一項在電子時代匪夷所思的工程。我開始加入筆耕行列的時候，仍然需要人手運送稿件，因為寫的是月刊和雙周刊，純粹買花戴性質，問題當然不大，搭小巴上到報社像個串門的遠房親戚，閒閒哋吹十五分鐘水才施施然告辭。後來市面出現了一種東西叫傳真機，徹頭徹尾等於工業革命，石破天驚改變了個體戶的生態，填滿字的稿紙這一頭餵進機器，那一頭即刻接收，腿的用途忽然大量減少，爬格子動物差一點前仆後繼退化成美人魚。到了電腦飛入尋常百姓家，形勢又再一變，好像此刻的我，半躺在巴黎第五區的沙發椅，食指在iPad板面撩吓撩吓，按一按發送掣「墨寶」便傳到將軍澳編輯小姐枱頭，天涯若比鄰賤到無人稀罕的地步。
寫稿佬和排字工友不可告人的親密關係，當然也隨着科技的進步煙消雲散。「拙作原稿過草，在若干排字房中有專人來排，有一位在利源東街上工作的工友，他對拙作的白話文平均一千字中只錯五個，文言文只錯七個耳」，簡直蘊藏纏綿的愛情故事，改動一下《斷背山》的廣告金句，「每個多產文人生命中，都有起碼一個蛔蟲似的排字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