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entôt！──握手告別時，富安蒂斯（CarlosFuentes，1928－2012）這樣說。
法語中，Abientôt是「很快再見」的意思，一般用於比較熟識的友人之間；初次見面的富安蒂斯用這個字，我覺得很意外。
下樓的時候，好友、文學評論家馬西莫．里贊泰（MassimoRizzante）低聲說：「這或許是我們與大師此生唯一一次的相遇。」我當時想，富安蒂斯身體這麼硬朗，以後就算不再有長談的機會，但在演講之類的公眾場合，應該還能遠遠地膜拜他。尤其五月初墨西哥毒梟慘殺四十多名對手的事件爆發時，富安蒂斯還在媒體上公開抨擊墨西哥政府的滅毒政策（作家的女兒娜塔莎因毒癮早逝，所以他對毒品氾濫的問題特別關心），火力之猛，看不出任何行將就木的迹象。因此，五月十六日朋友告知他在墨西哥市過世的消息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錯愕。
我因製作專輯而接觸過的少數西方作家中，昆德拉和富安蒂斯是兩個極端的典型：昆德拉避世、產量少，作品在深思熟慮的刪改後才肯出版；富安蒂斯入世（照馬西莫的說法，是「有點浮華」！），辯才無礙，作品源源而來。昆德拉有種老輩中歐知識分子的潔癖和反浪漫傾向，不喜歡華格納，不喜歡浮誇，不喜歡華麗的事物與風格。富安蒂斯則完全相反，他的作品不但充斥繁複的巴洛克意味，更會告訴你哪天在紐約帝國大飯店跟莎莉麥克琳喝過咖啡，跟哪個政治人物對談過，他還會興奮地說，夏天他要去艾克斯和波爾多旅行，他還要再去義大利，再看一次羅馬……富安蒂斯關心古今遠近一切事物，是一部活動的百科全書，同時又散發出一股世俗的魅力。
很難想像昆德拉與富安蒂斯是相知多年的好友。昆德拉二十多年來悍拒訪談、拍照以及對公眾事務的直接參與，得罪一票歐美文化界人士，加上他言辭犀利，不時惹來麻煩。在這些尷尬的時刻，富安蒂斯始終支持他，除了表示感念富安蒂斯的友情，昆德拉卻也不改戲謔本性，莞爾他倆說：「高個子（指他自己）消耗的能量多，需要養精蓄銳，不像矮個子（指富安蒂斯）精力充沛，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高度！」
我見到的富安蒂斯雖然比昆德拉矮了一截，但他身材健壯，兩眼炯炯有神，整齊的髭鬚和向後梳攏的白髮，加上深藍色牛仔褲和筆挺白襯衫，是個十足的拉丁美男子。
二○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為籌劃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富安蒂斯專輯」，我與馬西莫．里贊泰同訪客居倫敦的富安蒂斯夫婦。我們和作家相約早上十點，但八點不到，馬西莫就在旅館大廳等待。從海德公園一頭的諾丁丘到另一頭的南肯辛頓只要三四站地鐵，找到作家住處的時候，還不到上午九點，我們只好在作家樓下的公園周圍反覆兜圈；後來我才知道，前一晚我倆都沒怎麼睡，馬西莫反覆閱讀、修改我們設定的問題（因為他必須用非母語的西班牙文提問），我則擔心準備好的相機和錄音機是否會出差錯。
多年來，富安蒂斯與第二任妻子席薇亞以倫敦為第二個家，每年在此居住四個月左右。原為記者、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席薇亞是富安蒂斯許多女性角色的描摹對象，富安蒂斯這樣形容她：「一位嬌小的金髮女子，一雙性感的眼睛可以隨時間從藍色變成綠色、灰色。」不難看出，外形接近歐洲女性的席薇亞就是作家心中的女性典型。
以富安蒂斯國際文壇的地位而言，他們的居所樸素大方，寬敞的頂樓雙層公寓第一層起居，第二層則是客廳、露台與書房；書房不大，一張面壁的書桌就是作家寫作之處。富安蒂斯說，墨西哥的應酬多，作家們清談創作的時間超過創作本身，基於這個原因，他在倫敦的生活是「工作上不得不的自我放逐」。他早上七點起身，然後從八點一直寫到中午，午後他會健身、看書或游泳，晚上沒事就跟太太去看戲；隱名於市的自由、豐富的表演節目、交通與生活機能的便利正是他選擇倫敦的原因。作家說，不論在家、在飛機上或在旅館裏，他規定自己每天寫滿四張稿紙，這個紀律長年來已成生活的必然作息。在家寫作的時候，他希望一氣呵成、不受干擾，因此，他盡可能避免接電話與待客，一切交由太太處理。
十年間，富安蒂斯夫婦先後面對子女的過世。一九九九年，二十六歲的藝術家小卡洛斯因先天的血友病辭世。二○○五年，他們美麗、纖細的女兒娜塔莎又不幸猝逝，年僅二十九歲。
兒女的早逝是富氏夫婦的至慟，家中的角落擺放着他們不同時期的照片。娜塔莎的死因眾說紛紜，富安蒂斯也從未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僅以「哀慟是克服不了的。我寫作時，就是懷着那哀慟在寫的。那哀慟一直都在」，這幾句話簡短帶過。
富安蒂斯的創作脫胎自兩大歐洲文學傳統：以塞萬提斯為首的「拉曼查」（LaMancha）傳統，也就是「想像」的傳統，以及巴爾扎克的「滑鐵盧」（Waterloo）傳統，也就是「寫實」傳統。
富安蒂斯認為塞萬提斯集融合文學中的田園類型、流浪漢類型、史詩類型、西方短篇小說和阿拉伯故事，開創了現代小說，小說與其他藝術的差別也就在於小說能夠容納歷史、哲學、論文、新聞學，甚至詩所不能說到的，小說都能說到。他說：
拉曼查的傳統藉另一個現實的創造來批評現實。塞萬提斯系統的小說則提供想像的可能性，且想像並不比「歷史」──大寫的歷史──來得不真實，也與寫實、嚴肅的滑鐵盧傳統區分開來，對後者來說，事實永遠勝過創造……
在整體創作上，富安蒂斯矢志做墨西哥的巴爾札克，為墨西哥歷史與社會留下真實紀錄（這裏說的是「歷史的真實」而不是「真實的歷史」。「歷史的真實」並不完全等同於「真實的歷史」，因為對文學家來說，真實的歷史並不存在）。富安蒂斯計劃性的創作，甚至多年前就已想好接下來要寫的作品，他的主題涵蓋了邊界、殖民、時間、愛情、墨西哥與美國的關係、現代文明的入侵與舊文明的傾毀，龐大的作品群儼然是墨西哥當代文學的「人間喜劇」。
雖然我接觸富安蒂斯的作品早於一九九○年代初期，也曾親身採訪他，但對他的作品我始終缺乏詳細的認識。他的作品脈絡龐雜，很難盡讀，在請他對《印刻》選登的作品提出意見時，我慚愧地承認自己沒能讀完他所有作品，不料大師露出頑皮的笑容，得意地說「讀完他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記得初讀富安蒂斯的中篇小說《奧拉》，開頭就是第二人稱的現在進行式，「你在看一則人事廣告……你看了一遍又一遍，它簡直是衝着你而來……」，這樣打破國文起、承、轉、合的作文規範的句法，讓我非常震驚，很像法國導演路易．馬盧的處女作《通往死刑台的電梯》，完全捨棄建立鏡頭，開頭就是珍妮．摩露的臉部特寫，將觀者直接投射到情境之中。
富安蒂斯從不否認他對電影的癡迷。電影影響他的手法，視點的轉換與敘事的平行、交錯、跳躍，讓他的作品立體化，《最明淨的區域》如此、《阿提米奧．克魯茲》如此，更晚近的《蘿拉．迪亞茲》如此。我常常想起《異鄉老人》中在鏡室翩翩起舞的美國老人和年輕女子；在多重鏡像無盡的反映中，「現在」的面貌漸次消褪，過去的回憶片片浮起……
二○一○年一月《印刻》「昆德拉專輯」出刊後，我和昆德拉夫婦不曾再聯繫過，兩年多來，不時聽共同友人談起他，說作家聽力不如從前，更加隱居起來了。相反地，我跟富安蒂斯一直保有工作上的聯繫，今年二月他太太席薇亞因《墨西哥的五個太陽》中文繁體版（允晨）前言在我巴黎答錄機留言時，還聽到大師在一旁殷殷叮囑的聲音。
昆德拉與富安蒂斯所屬的那個世代其實正在消逝。純文學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一年內相繼問世的《印刻》「富安蒂斯專輯」和《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在國內似乎沒有引起特別的迴響，讓我更深刻感受到，資訊與消費高度發達的社會，對複雜的文學閱讀反而更加被動。大師過世當天我給遠在東京客座的馬西莫發了電郵，他在回信中這樣說：
一年前我們還跟他在一起…
這就是人生…
但他的作品還在，還有我們跟他的對談…
是的，我很慶幸我們在富安蒂斯生命的最晚年留下一個難得的紀錄，也留給自己一個可以誌念一生的記憶。
報上說，富安蒂斯的骨灰將歸葬巴黎的蒙帕那斯墓園，與早逝的子女長伴左右。我不知道富安蒂斯的喪禮在哪一天，但我一定會找一天去他的靈前深深致意──
大師，Abientôt，很快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