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六四，年年去維園燭光晚會，結果年年鬧，尤其結尾台上往往用一句「出年見」作結。「出年見？也許今年就平反了呢！」不少年輕人批評燭光晚會，早已變成了卡拉OK式示威集會，唱完消費完，生活照舊。近數年，六四前民間出現了一浪浪的創作潮:舞台劇、展覽、行為藝術；網上發生的，就更多了：MV、二創歌曲、海報改圖……六四，早變成了一個文化節。
記者：何兆彬
攝影：黃子偉、周旭文
這一代的六四
2009年，一班年輕人聊起關於六四的種種，「雖然每年臨近六月，大家都很有感覺，覺得關自己事。但在燭光晚會時，總是不能投入，是因為我們年紀還小嗎？」Him：「大家都同意，當年學生們共同追求一件事，很有力量。但我們這一代有人，會認為六四不關我事。因為燭光晚會以同一個模式，辦了好多年。不是說他們辦得不好，但下一代未能投入參與，於是我們不如自己搞。」他們為活動命名「這一代的六四」，第一年由幾個朋友湊合出來，「由於我是玩開行為藝術的，所以就先做行為藝術，把全身掃上黃色（代表自由及黃種人），參與的人也不全是藝術圈的，有的士司機、教書先生、在酒吧識的，甚至有人對六四沒感受的，也參與了。大家戴着黃色面具在人群中走動，表達出各自的感受。」他們在表演場地放上字牌，又派傳單，以便傳遞訊息。
2010年，Him生怕參加過的朋友不再來了，就在facebook公開招募，誰知來了十多人，全身掃滿黃油。Him早年在英國讀插畫，曾全職教畫。去年六四前，他開workshop，免費教人以六四為主題整陶瓷、畫畫，然後六四前夕把全部作品帶到街上展出。他們連材料費都不收，顏料用平價的，畫在紙皮上，陶瓷又有人贊助（全因為是六四），Him及幾個朋友，每人出少少錢把事情辦成。「今年有點頹，本來唔想搞，但兩個朋友小丁、Vinci都有idea想搞，於是變成了互相鼓勵。搞了幾年，我到現在也不是特別關心政治，我只想大家多點關心社會。如果有人覺得我們戇居，沒所謂，日後他可能會改變想法！」
勾記那年回憶
「89年6月4日，我記得當天大家情緒很古怪，我只記得當日下午，有兩個飛髮佬在樓下打交，與六四無關的；一年之後，我爸爸在6月6日突然病死了。接下來我對六四的記憶都沒有了，直至中三那年，我走到維園的凉亭，見到有一盞大光燈把一個六四影像，打在白布上，這對我影響很深刻，勾起我對六四『很多學生一起做一件事』的回憶。之後，要到了2009年，才突然想做一件事，跑到街上來。
「我們通常在酒吧傾六四，記得有幾次，談到一半的時候，有個四五十歲的男人走過來同我們講：『仔，六四你知道啲乜？』他不是因為你傾六四搞六四而不滿，反而是十分着緊。」辦工作坊，令Him感動的是一個男子，「這個人起初聲稱自己是做sales的，後來過了六四，他在facebook跟我道歉，原來他失業，而且患上了人群恐懼症。他由屯門出來跟我學畫，我沒收他錢，一年之後，他開始主動打去畀各NGO，說可以教人講故事。即是，他可以面對人群了。」看着這幾年六四恍如文化節，Him說：「香港一直沒有透過創作來發聲，但六四我們就見到，維園外很多事情發生。每個人都可以講說話就很好了。」
今年他與阿牛開過工作室，教人整坦克，另外又有放映會，六四報哀音，「搞六四，大家都很幫手。」阿Him每年都說是最後一年，今年他又說了，「係㗎，唔想老馮咁，年年一樣。」他友人在旁搭了句嘴：「佢年年都話最後一年㗎喇。」
六四舞台——讓黃雀飛
2009年，一套六四舞台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因政治敏感而不能在九巴刊登廣告，事件見報，迴響頗大。今年新劇《讓黃雀飛》，以「黃雀行動」作背景，再以一段段香港民主運動史，故事雙線平衡發展。
「完了《小白花》，我們認為『黃雀行動』也是重要的一段，而且充滿戲劇性；另外，我們也被近日的政治環境刺激，由政改方案開始，幾個朋友日夜鬧交，但最後發覺：小市民到底只是高牆下的小雞蛋！我們爭拗，是否要撞散對方，還是另有選擇？」《黃雀》的故事一昔一今，講的是在同路上出現分歧，到底要怎樣走下去？「在黃雀行動前，到底應該撤，或是留？逃亡到西貢村屋時，他們會問：他日你到了法國，是否就不爭取民主？不回國？」
2009年那條線，關於一對政見不同的男女。這正是監製兼編劇韋少力和列明慧的寫照，「我們本是好朋友，但看法很不同，當日鬧晒交反晒面！」列：「我記得當年6月5日返學，向來好嚴肅硬淨的校長哭了！中學每年都提六四，到了大學，自己就第一次參與燭光晚會，畢業後就開始做支聯會義工。」韋少力89年十八歲：「未開槍之前，覺得全球都支持這件事，這次一定會成功的！但開槍後，我連新聞都是看過就算，直至03年七一之後，才加入民陣幫手。」
成員親身上陣
資料搜集期間，編劇組聽過最震撼的故事，來自艾未未哥哥艾端午，「當時他躲在船艙甲板下，十分狹窄，幾乎不能動彈；後來，他幾乎不能呼吸，惟有張開嘴巴，卻感到蟑螂都往他嘴裏湧去。後來獲救時，他果然滿嘴都是蟑螂。」《黃雀》另一亮點，是找來黃雀行動成員：朱耀明牧師和張文光議員演回自己。「我們做資料搜集時，問到朱牧師關於村屋的情況。咦，原來你有份，不如你自己演吧！」結果得朱牧師首肯，親自演出，其中89年那一段的情侶，就是參照自朱牧師之口，而這也是朱牧師對整個行動，最深印象的一幕：「六四後，法國和美國接收逃亡學運分子。有一對情侶，來港後才談戀愛，男的要送去法國，女的要送去美國。結果男的，怎也不願意去，堅持說：『我有選擇的權利』，當時剛好有兩個去營救的香港人，在深圳迎接時被設局，抓了！氣氛急轉直下，有點煩躁，結果我摑了那男的一巴掌！他最後就去法國了。」
對於近年民間眾多六四文化活動，列明慧這個支聯會義工明言：「好多都係支聯會諗唔到的，例如單車遊行……支聯會接觸到的群眾，與活化廳接觸到的，始終是不一樣的。」他們認為，這與網絡的影響力有關，韋：「就算是在二十周年晚會播《抗戰二十年》，這也是一個抗爭。開騷前一個小時，他們還在說不要播，但排練時我試播了一次，反應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