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我入讀政治大學。尉天驄先生在政大中文系擔任講師，住在學校單身宿舍。我老早看過《文學季刊》，教我們西語系國文課的侯老師是尉先生的大學同學，通過這位老師便找到尉先生，從此就和《文學季刊》同人結緣。最初只是跟尉先生單獨往來，常常到他的宿舍，他擔任講師，屬於老師輩，但很親和，加上看起來特別年輕，一下就熟起來。《文學季刊》非常有意識走一條跟《現代文學》不同的路線，即不要再走現代主義的路線，所以古蒼梧先生在香港《盤古》批判台灣現代詩的文章，收到後連忙送尉先生看，因為感到《文學季刊》的看法並不那麼孤單。他辦《文學季刊》需要幫忙，我很自然便成為這樣一個跑腿、校對的年輕人。後來《文學季刊》進入新階段，擴大陣容，也常吃飯開會，尉先生也帶我參加。
尉先生早年辦過《筆匯》。《筆匯》停頓若干年後才另起爐灶辦《文學季刊》，是《文學季刊》的靈魂人物，如果沒有他主持大局、催稿和提供出版雜誌的初步資金，就沒有這個同人團體的出現。尉先生的姑母尉素秋是成功大學的教授，姑丈是很有名的葉青先生，也即是任卓宣先生，尉先生辦雜誌的資金似乎來自姑母。任卓宣先生曾經擔任國民黨宣傳大員兼理論重將，早年是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共黨員，和鄧小平等一起辦過機關刊物《赤光》；後來離開共產黨，因此被共產黨視為叛徒；當年在台灣是專門研究中共問題和理論的專家，《人民畫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外間完全不能接觸的東西，他書房都有。對我這香港來的僑生來說，這些書刊不是甚麼新鮮事物，因為在香港都接觸過。我在香港偶爾會買《人民畫報》來看，因為彩色圖片為主，覺得看看也是認識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香港還看過紀錄片《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衞兵》，也讀過《毛澤東詩詞選》，所以對這些不算很陌生。我跟任卓宣先生沒有任何交談，因為他鄉音很重，我聽不懂。不過，現在四十多年後回想，當年的老師輩、有些是師公輩，不知道是否聽得懂我的國語，但當時溝通似乎又沒甚麼大問題。何欣先生、姚一葦先生，年輕一輩的尉天驄先生、王禎和先生、黃春明先生，國語比較標準，沒甚麼問題，但老一輩的國語，鄉音偏重，我聽起來常常有困難。
我第一次參加《文學季刊》同人聚會是在何欣先生的家，在泉州街美新處圖書館、南海路歷史博物館附近一座日式房屋裏，是一個吃飯的場合，那是我初次見到大部份同人。那時《文學季刊》的同人都很清苦，這是我的整體印象，主要同人中年紀比較大的是何欣先生、姚一葦先生和子于先生；跟尉先生同輩的是黃春明先生、王禎和先生、七等生先生等；當時年輕一輩，現在六十多歲的，有施叔青、奚淞和我。再年輕一點的是李昂，但她只是供稿，不知道是否算是同人。
何欣先生當時在國立編譯館負責教科書編撰，可能因為國語非常標準，也在《國語日報》兼職。台灣光復後，他父親何容先生在台灣推動國語普及運動，他得中央大學孫晉三教授推薦，到台灣的《公論報》擔任文學版編輯。《公論報》有很多開明知識分子擔任編輯，內戰時期議論紛陳，相當多元，但台灣進入軍事戒嚴後，《公論報》的言論便顯得有問題，各版編輯輪流被警備總司令部抓去。何欣先生告訴我，他是唯一沒被抓去的編輯，可能因為他主理的是文學版，也可能因為他是何容先生的公子。何容先生跟洪炎秋先生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重要成員，本身是著名的散文家，跟老舍是好朋友，抗戰時候跟老舍過從極密，是通家之好，二人合辦的刊物《抗到底》是支持抗戰的通俗文藝刊物。何容先生去台灣比較早，所以分配到日式房子，比較寬敞，因此那兒聚會比較方便。
當時我很年輕，等於是小朋友，席上對二十世紀西洋文學最熟悉的是何欣先生，他在台灣很早就介紹美國現代小說大師福克納和海明威，又曾繙譯他們的小說出版。何先生正在看後來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猶裔小說家索爾．貝婁（SaulBellow），我也剛好看過他一個中篇《抓住這一天》。我赴台前在銅鑼灣香港大丸百貨公司的圖書部買到一本平裝的當代美國猶裔小說家馬拉穆德（BernardMalamud）的長篇《夥計》（TheAssistant）；我那時的文學口味都是現代主義，覺得馬拉穆德這部長篇類近舊俄小說的一個傳統──罪惡與救贖（crimeandredemption）──不特別喜歡，但英文和內容尚算能看懂。何欣先生看他們的書時，台灣沒甚麼人知道，正預備寫文章介紹；我竟然看過，知道這兩位小說家當時被視為戰後美國文壇的新興勢力，雖然每位作家只看過一本，但他好像已經覺得很好，很讚賞，大概是很意外在我這小朋友身上得到一點迴響，因此跟我談得很愉快。我跟何欣先生後來有相當多個人交往，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跟他合出的，將我們在《文學季刊》繙譯的現代小說理論擴大結集，叫《從卡夫卡到貝克特》。
和姚一葦先生首次見面後，因為他在城中區的台灣銀行辦公，我們偶然會約在衡陽路的美而廉餐廳午飯。我因為在香港讀過愛德華．奧比（EdwardAlbee）的美式荒誕劇，還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發表〈奧比與美國之夢〉，而且看過香港上演的伊歐奈斯柯（EugeneIonesco）的荒誕劇《犀牛》，姚先生因此對我印象甚佳，覺得年輕人好像也有點知識，不至甚麼都不懂。其實我對現代戲劇沒有認識，看EdwardAlbee純粹因為他當時剛剛得獎，代表了美國劇壇的新方向。另外就是在香港看過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的《朱門巧婦》（CatonaHotTinRoof），香港《文藝新潮》很早介紹的，也看了電影，沒覺得很特別，可能因為年輕看不懂。我跟姚一葦先生還能說說話，另一個原因是我在香港《盤古》繙譯了劉紹銘先生的比較戲劇論文〈《北京人》與伊凡洛夫〉，因此對曹禺有點認識。論文是戴天先生派我譯的，學術英文不易掌握，戴天先生幫我們潤飾。曹禺是左翼作家，1949後又當過比較高的文藝官，在台灣是禁忌，於是當時在台灣我算是還能跟姚先生靜悄悄談曹禺的。姚先生覺得中國戲劇在曹禺之後不能繼續這樣走，而他正在摸索新的創作路線，他的新探討後來在《文學季刊》呈現了一部份，就是〈碾玉觀音〉與〈紅鼻子〉。
1991年姚先生出版《X小姐》時命我寫序，我覺得不太好，他雖然沒教過我，但是我的長輩、老師輩；不能推辭，只好請他把文章附在書中，這很可能是姚先生唯一一次請人寫序跋。這些因緣都得從我小朋友年代在香港譯的那篇論文說起，文章的學術觀點是比較文學的影響溯源，跟姚先生對曹禺的評價是兩回事，但我和他談戲劇，又把《盤古》給他看，可能因此對我高估，其實我的戲劇知識非常薄弱。他是很嚴謹的學者，但很多事情也願意跟我談。當然，他也會覺得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很多事情都不懂，知識領域很多漏洞需要填補，很多作家只聞其名而沒有看過作品。但相對於當時台灣他的學生輩或朋友輩，我的認識也許稍闊一些，因此一直跟我保持很緊密的聯絡。我到美國之後經常替他買書，後來他替我的書寫序，也來港見面；整理自己的戲劇集、論文集時，也會跟我商討；乃至他元配離世後續弦一事，由於梁實秋先生與韓菁清女士結婚引起的風波，他還打越洋電話來美國問我意見，我這晚輩真的受寵若驚，這麼私人的事情，他竟然覺得我也可以說上一句是否贊成。這一切，其實都緣起於當年在香港有限的外國戲劇認識及《盤古》的特殊繙譯經驗。另一位會談談1949年前的文學的是小說家子于先生。
印象中子于先生是稍後才加入的，他本名「傅禺」，作品幾乎都在《文學季刊》刊登。1977年有一本《中國當代十大小說家選集》，他正是十大之一。他出版過好幾本重要作品，主要寫短篇，代表作是〈高處總是眼亮〉、〈豔陽〉及〈火燒雲〉。他是建國中學的數學老師，教過的學生很多，包括白先勇、奚淞等──他是數學老師，無可逃遁。他是東北人，偽滿時期在東北學習採礦，因此日文很好，也因此他到台灣初期很方便。子于先生成名後回頭去寫他青年時期的東北地域經驗，更見特色。近年來成為「張學」名家的電腦專家高全之兄，是子于先生特地在台大附近的天琴咖啡廳介紹認識，自此交往四十多年。全之當時剛發表了子于小說分析，專程到天琴去碰子于。子于先生和我們交往較多後，有一回透露寫了一部不能發表的長篇小說；我因為在《大學雜誌》做編輯，直覺就是政治問題。後來才知道是「大膽露骨」。子于先生和何欣先生住得近，好像曾私下借何先生看。但我去借讀，他卻表示我太年輕，不宜。我這個讀過亨利．米勒（HenryMiller）禁書《北回歸線》（TropicofCancer）的香港僑生，登時為之氣結。
子于先生的東北經驗小說在台灣迴響不大，始終似乎遙遠一點、陌生一點，沒有他另外一些寫台北比較小資的知識分子的作品那麼吸引。但其實他無論寫台北都市化的初階、都市人和知識分子的心態，又或是寫故鄉，今天回顧都是很有成就的作品。他的文筆很簡煉，不喜歡過份鋪陳。他不在人物描寫上下工夫，反而全力打磨對話，以對話來推動情節、透露個性，寫得特別精警，令人眼前一亮，幾乎是舞台劇上的精采對白，是小說另一路子。
我跟子于先生能談一些台灣同輩朋友不能談的作家，主要也是因為我在香港能看一些1949年前的新文學作品，沈從文、茅盾、巴金、老舍、錢鍾書、蕭紅等，基本上是大家都會看的作家，也是每位大概都看過一本。香港上海書局1960年代有些袖珍型的新文學口袋書，我買了一大批，又買了些南國出版社的，又有香港重印的晨光文學叢刊；後來我離開香港，這些書都失散了。子于先生不太看外國書，我跟他主要談這些作家。但在外面的咖啡廳或在車上，他都很小心，怕旁人聽到這些警總查封的名字，有時候就乾脆住口不談。
第一次在何欣先生家中見到王禎和先生，覺得他比較沉默。他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自然看過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和現代主義作品。我們初次見面先談卡夫卡，後來他問我有沒有看過其他新一點的作品，我曾在中環安樂園大廈地庫香港圖書文具中心買到企鵝版德英對照當代德語短篇（PenguinParallelText:GermanShortStories）第一集和第二集，都是最新的作家，就提了一些，包括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繙譯的馬麗．露易斯．卡斯尼茲（MarieLuiseKaschnitz）。後來因此在《文學季刊》做了當代德語小說專輯，並在環宇出版社擴大結集出版。另外一個當代法國小說專輯，擴大成書後則交晨鐘出版社。相對來說，王禎和先生為人比較冷，今天的說法就是cool一點，但交談下來，馬上便會感覺到他對文學的熱情。他比較有興趣的話題都是文學技巧、現代外國文學、最新的文學風潮等，似乎我們第一次見面後一直到他不幸在1990年去世，所有的談話都回到這些題目。王禎和先生生活似乎較優渥，這跟他任職國泰航空公司可能有關。他從台大畢業後，在花蓮中學教過一年書，然後便進入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他以台灣較少見的外文優勢去任職，收入可能比較穩定。我跟他往來，覺得他的個人生活似乎就是上班和書齋，他的作品大量運用他的花蓮經驗、成長觀察，但多在文字和技巧下工夫，是藝術上特別自覺的小說家。我後來與他在個人生活上有非常緊密的聯繫，那是他鼻咽癌之後的事。
相較之下，黃春明先生的經濟情況便比較拮据。他住在寧夏路，我去看他才發現那兒竟然是別人廚房旁邊的一個房間，地方相當逼仄，一家人連小朋友就擠在那裏。我很驚訝，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狀況，他是師範學院畢業生，生活竟這麼困難。後來跟尉天驄先生說起，才知道他不喜歡教書，喜歡寫作，自由些，因此不願受工作束縛，寧願每晚跟太太黃大嫂Yumi弄一些台式便當，有時包一些糉，第二天中午推車去實踐家專出售，生活十分刻苦。一個作家為了創作自由，寧願放棄當年社會上很多人都羨慕的小學教職，叫我這個來自很商業化的香港的僑生，心底裏十分敬佩。尉天驄先生說他是「甩繩馬騮」，怎肯「就範」呢？但我覺得尉先生這話只能作笑談，因為去賣便當確實有更多的創作時間；黃大嫂去市場買材料，晚上一塊弄好，第二天賣完後，時間可以自己安排。就在這樣的狀況裏，他看了很多外國文學，甚至看了一些不容易得來的五四新文學作品，他也看了很大量的繙譯，又愛看電影，他幾方面的興趣都很大；也畫畫，不過畫畫的費用太大，作品不多，給我們看過一兩張，平日都收起來。
我與黃春明先生初次見面，只覺得他妙語如珠，說話速度非常快，加上他很有親和力，所以第一面的印象非常好，覺得他非常友善，完全沒有距離。他基本上把明星咖啡屋當作他的書房，買一杯飲品，一整個下午就坐在那兒寫作，那時他的大兒子黃國珍剛出生不久，也抱去那兒，我們還跟他玩。後來我們有時也在明星三樓碰面聊天，主要是他講，講甚麼呢？講他的寫作大計；他所有作品開始醞釀之後，一定跟所有朋友大講特講，最後我們都耳熟能詳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少故事在構思，但老是沒看到他寫出來，要截稿了，他還是交不出來，追稿是最頭痛的事──這是後來才發現的事，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是他讓人很溫暖，對我這僑生的廣東國語很能夠忍受，我說一句，他似乎就已經知道我想說甚麼了。
黃春明先生後來也有其他工作，包括做廣告等，生活層面豐富，小說的地域色彩也濃厚。另一方面，他也在嘗試都市作品，例如〈兩個油漆匠〉，甚至有人形容這是存在主義色彩的作品。不過他在《文學季刊》時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始終是他家鄉宜蘭的故事，尤其是〈鑼〉，堪稱是他《文學季刊》時期的代表作。
（鄭樹森口述，熊志琴訪問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