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中國，唯一的一所戲劇學校，於一九三五年在南京誕生。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先遷到長沙，一九三八年春，又遷到重慶，這年暑天招收第四屆新生，我就在這時，考入了學校，在上清寺校址讀書。第二年春天，因為日機經常來轟炸，再度遷到重慶上游的江安小城。
江安小城只有兩條大街。兩街相交中心，也就是縣城的中心。我們「劇校」（後改為戲劇專科學校）設在縣城的東南角文廟中。城外茂林秀竹，橘林叢生，南門外江邊的細沙灘可供憩息，散步，談情說愛，曬太陽。北門外山坡上有一座廟宇。坡間流水涓涓，直瀉小溪，清澈見底，可以去乘涼也可以游泳。這座小城清潔幽靜，氣候宜人，風景秀麗，離大都市遠，免於各種騷擾，倒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只是交通閉塞，只有江輪通航，晚間還停開。江安還是個相當封建保守的縣城，久住下來就感到生活單調，枯燥乏味了。我們到了江安，開課第一天，校長就忠告學生：「女同學上街，要穿長襪子，要穿長袖子，不准露胳膊，露大腿，不准和男同學一起上街，更不准和男同學並肩而行。」
學校遷到江安第一個暑假，迎來了著名戲劇家楊村彬老師和他的夫人王元美老師到江安來授課。楊先生擔任第五屆新生的班主任，同時教我們班的「戲劇概論」和表演、導演。王元美先生教我們英語。從此我們和王楊兩位先生日漸熟悉，半個世期以來聯繫不斷，建立了既是師生又是朋友的關係。王楊兩位老師住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在他們的新居，每逢周末或假日，總是高朋滿座，談笑風生，賓客有同事：曹禺、張駿祥、吳曉邦等老師，還有我們一些從淪陷區流亡出來，舉目無親，依靠貸金生活的學生如：沈揚、耿震、鄧宛生、蔡驤、傅惠珍和我等等。王楊兩位老師為我們大家譜寫了多姿多采具有江安特色的生活樂趣。
兩位老師教學嚴厲，生活中卻平易近人，說說笑笑，無拘無束。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起去江邊沙灘野餐，他們不知從哪裏找來一部百代公司的「老爺」留聲機和幾張唱片還讓我背上，同去的有曹禺、張駿祥、吳曉邦、吳祖光等老師還有同學，趙蘊如、沈揚、鄧宛生和我幾個人，午餐後，秋陽曬暖了沙灘和我們的軀體，懶洋洋地有些發睏。元美老師把留聲機打開，上了發條，挑了一張約翰．斯特勞斯的圓舞曲唱片放了起來。吳曉邦老師帶頭要大家隨音樂節奏起舞，曰「隨意舞」，隨心所欲的手舞足蹈起來。大家都動起來了，有的裝成酒神（Dionysus，戲劇之父），有的打轉轉，也有的雙人合舞，只有村彬老師沒有起來。快人快語的元美老師催他快出來跳，只見他肅然立起，邁開八字步，大家叫他「不要走步，要跳起來！」他站住不動了，突然口中念念有詞地唱起了鑼鼓經「吭齊，吭齊，吭齊……」拉開了，架勢做了個京劇的「起霸」動作，惹得大家捧腹大笑，而他卻嚴肅認真地做完了他的動作，事後吳祖光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焙斯開頓」（好萊塢一個冷面滑稽的演員名字）。
我們靠貸金生活的學生最窮，貸金的增加遠趕不上物價的增漲，我們在重慶進學校時候的貸金，一個月的伙食可以吃兩頓米飯一頓稀飯。到了第二年的江安，只能吃兩頓稀的了。一群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經常餓得哇哇叫，大家受不了，真是窮則思變，為了弄吃的，大家各顯身手，有的同學賣掉了皮鞋，賣掉了蚊帳，到街上去加餐，沒有可賣的，就出去打野食，捉麻雀、打蛇、抓青蛙、摸田螺，只要能吃的動物，都逃不脫被抓的命運。我們女學生沒有男學生的本領大，也得設法填滿肚子，於是三三兩兩結伴去郊外，鑽進青紗帳或是蠶豆、豌豆、南瓜等地，掰棒子，摘蠶豆豌豆見到茄子南瓜花也不漏掉，一起收進口袋。拿到楊先生家的廚房去加工，分而食之，楊家的大門永遠為我們開着。
有一次我一個人出去採摘，看到一片很結實的棒子地，心裏好不喜歡，就鑽了進去，可能離那片主人家的屋太近了，他們放出兩條大狗來咬我，把我急壞了，急忙把棒子丟在田埂上，自己順着山坡滾下去才沒有被狗追上，我嚇得渾身發抖，又氣又惱，氣呼呼的走到楊先生家裏，他看到我臉色都變了，問我怎麼啦？我如實告訴了他，還說：今天掰的棒子又飽滿又結實，沒拿回來真不甘心！他說：等天黑了，我陪你去撿回來，我給你放風。按理說，一個他的學生，違反了校規，到莊家地裏去偷菜，偷吃的，是很不光彩的事，他沒有去報告校方，也沒有說我甚麼，還要給我放風，這是反常的。我感激他，他是同情我們這些戰區來的窮學生，也是對封建倫理道德的背叛。
在我遠離親人身處異鄉的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王楊兩位老師的關懷，使我們有了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在那裏求學，生活安定，那一段江安生活是我永生難忘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重慶舉辦霧季藝術節，我們在渝州賓館又和村彬、元美老師見面，村彬師的身體顯得瘦弱，但精神還很好，我們參加了開幕式之後利用三天分組活動的機會，相約返會江安去看看，同行的有王楊兩位老師、劉厚生夫婦、吳祖光、王永梭夫婦、駱文和我等，有重慶市副市長江安人馮克熙陪同，在濛濛細雨的清晨坐汽車出發，到達江安北岸，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再渡江到達江安縣城，居民們已經熄燈入睡了，整整花了一天時間，縣招待所就設在「劇專」原校址，文廟大成殿樓上。我們都被招待所的青年服務員扶着上了樓。時間過得好快呀！想當初，我們在大成殿裏生龍活虎般的練功，如今都成了要人扶着的爺爺奶奶了。次日中午，我們瀏覽了市容，當年青石板的路面改成了水泥花磚地，城牆拆除成了馬路，我們站在那裏遠望城外，田野都已不見，變成了高樓，村彬師幽默地對我說︰「現在你偷不到玉米了」，我們會心的一笑。國立劇專原校址的一隅，開闢了「劇專紀念館」，有豎立了校長余上沅的半身像，也成了江安的一個新景點。
晚上在聯歡會上，村彬老師一反往常的寡言少語，侃侃而談，他說：江安的一切多在變化，速度驚人，不容易的是仍然保持着古樸的民風，和城市的整潔安靜。江安是個有文化，物產豐富，風景迷人的城市。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件沒有變的東西，那就是放在飯廳裏的那隻飯桶，仍和四十多年前一樣。用原木料打成白坯，兩隻耳朵豎得高高的好穿扁擔挑着走。不過，他停了一下，又說：它也變了，過去裝的是幾片菜葉飄在上面的稀粥，現在裝的是又白又香的大米飯。他把話題一轉又說：飯桶不變，無傷大雅，你們說是吧！引起大家一陣喧笑。村彬老師那晚情緒高，自告奮勇唱了一段河北梆子「金牌招，銀牌喚，……招來了王氏寶釧」。他雖然嗓音失潤，調們兒不高，仍把在場的人吸引住了，不禁使我想起了當年在沙灘上「起霸」的動作，村彬師不僅是位好編劇、好導演，還是一位好演員，他不論在唱在做，都是深入角色達到了當眾孤獨的境界。
江安留住我青年時代的足迹，母校國立劇專是培養我步入戲劇道路的搖籃，江安在變化中前進。如今的江安架起了長江上的橋樑，交通四通八達，還有飛機到達宜賓再坐四十分鐘的汽車就到了。在我回憶惜日「劇專」在江安生活的同時，我也懷念已經過世的我的村彬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