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六十年代初，我開始在南北行的志昌行工作，偶然讀到當時的《新生晚報》副刊上有一個專欄：《儒林清話》，執筆者署名「丁世五」。那時候當然不知道是誰的筆名，我只喜歡他談現代作家、學人的逸事，從文章中得知所談的人物均為他大學時代所親眼見過，有的還是他在北大的師友。他把所見所聞或有交情的人物軼事，娓娓道來，十分親切有趣，難得的是他亦有其獨特的見解，所以每個被他談過的著名人物，十分吸引我的興味，欣賞不已，每天一篇，我讀後都加以剪存，後來停稿之後，我自己貼成一本剪報集，並親自裝幀成冊。由於當時我正在蒐集三十年代以來的作家資料，所以特別珍惜這個剪貼本。我在南北行過了二三年，對於學做生意的事毫無興趣，不幸還染了肺病，治療和休養了好幾年，避居道風山上，那是我讀閑書最多的時期，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才下山進入《明報》工作，一直做到一九九四年二月退休。
七十年代中，由於專代理西書生意的朋友余志剛，突然有意出版一些中文書，他邀請友人戴天主其事，看來計劃甚多，但規模不算大，故戴天僅找了翁靈文和我共三人，以余先生的又一村辦事處作為編輯部的大本營，由於我們三人各有工作，因此出版的事只能安排在星期六及星期日工作。我們出版的計劃頗大，既有嚴肅的文化和文學的論著，也有較通俗性的文學作品，並且用了幾個不同名字的出版社，分別出版各種不同性質的文集，其中叫「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新書最多，好書亦不少，例如董橋的第一本文集《雙城雜記》、張愛玲的散文集《張看》、《余光中自選散文集》，還有胡菊人、林燕妮、簡而清、三蘇等等，總數有十多種。但我想說的卻是早年我親手貼成專冊的一本《儒林清話》，我深知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好書，我又知道翁靈文的兄弟都與丁世五認識的，所以我把剪貼本影印了一份，請翁靈文詢問作者是否願意給我們出版成專集。
原來丁世五沒有剪存自己已發表作品的習慣，他喜見有人為他剪貼成冊又想印行單行本，自然一口答允下來，於是他再補充了一篇長文〈不廢江河萬古流──記念胡適之先生〉（他是胡氏喜歡的學生之一）以補篇幅之不足。又特別撰了一篇〈採稆文存自序〉，書名改為《新文學家回想錄》，《儒林清話》則作為副題。作者也改署「今聖嘆」，這是他較早所用而又較受人注意的一個筆名。不過當時翁先生沒有告知他這本剪貼本的由來，只說是從《明報》資料室影印來的，其實《明報》資料室只存有《明報》自己的合訂本，那會保存《新生晚報》的合訂本。今聖嘆在自序中說他從來未剪存已發表的舊稿。他北大的師友如夏志清、柳存仁、徐訏等先後都曾叫他集舊稿出專集，他皆敬謝不敏。他雖然自謙云文匠之技，粗製之作，若「集而成書，出之辱也」，這未免言重矣。其實他沒有存舊稿的習慣，要出書實在拿不出舊文稿而已。所以當我把這本剪貼本請翁先生呈上時，並告知可以立即排印出書，條件是答應由我們印行，並賜一序放在書前。作者因不用費神去找舊稿，自然立刻答應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要求。這就是為何作者多年來寫了「何止千萬言」，而晚年僅留下這一本頗受讀書界歡迎和好評的《儒林清話》。書名改為《新文學家回想錄》可能是為了生意眼由翁靈文提出的，戴天和我自然不會反對，所以通過採用了。這部書內容豐富，人物寫得有個性而生動，果然出版後反應甚佳，今亦不易得到矣，在我來說真是十分高興。我一向喜歡新文學家的探索，才有這本資料性的作家集作為參考用的剪貼本。老實說，作者用另外一個筆名「一言堂」在《明報》的專欄裏亦發表了不少好文章，但因為不是專攻新文學的範疇，故我並沒有剪存，否則也會呈給他而為他出版的。這樣看來，我對新文學研究亦算做了一件好事。我的《儒林清話》剪貼本就是一個證明，這是令我感到高興和欣慰的一件往事。不過有時想起今聖嘆先生，不禁百感交集。今聖嘆，一名丁世五，一言堂，當然都是筆名，他原名程綏楚，字靖宇，以字行，湖南衡陽人，生於一九一六年，卒於一九九七年；他先後在北大及西南聯大讀書，頗為胡適所器重。自大陸變色後即移居香港，初時重操舊業當老師。後來至一九五一年秋，何明華會督及英美加等教會聯合創辦了「崇基學院」，程靖宇即在學院中教授歷史兼任圖書館館長，不久又開始寫作，在各大報章中發表作品，他自言「但求採稆得外快，不求聞達於士林。」（見〈採稆文存自序〉）及後數十年來一直靠寫作為生，他曾娶一位日本女子為妻，晚年生活淡薄，死後其書物流於書攤中，見者為之嘆息。
今年三月間，偶讀《大公園》的《文史叢談》專欄，見有馮進先生寫的〈文壇逸話〉，談的正是今聖嘆的這本小書《新文學家回想錄》，馮進先生對它頗為好感，可以說推崇備至，最後云：「從頭至尾，作者將自己的親歷親聞，所思所想如實道來，難得的是一個『真』字。」由於此文，我知道文化界不會忘記今聖嘆這個人物，更不會忘記他唯一的這本有名的小書，遂寫下這篇出版由來，並紀念吾友翁靈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