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是中國自由派經濟學者的代表人物，致力推動通過自由市場，改革中國經濟。他曾經在死亡邊緣連月掙扎，這一段痛入心肺的經歷，我覺得對他後來全面擁抱自由市場經濟，有決定性影響。
在2010年出版的自傳《無悔的歷程》中，茅于軾提到自己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一次是年幼時游泳差點淹死，一次是差一點被火車撞死。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衞兵用皮帶抽打，幸好當時是早上，人不多，否則多幾個紅衞兵一起打，他可能很快就會被打死。
遇大饑荒 差點餓死
而最刻骨銘心的那一次死亡邊緣掙扎，是被打成右派後，在1960年流放到山東藤縣農村時的遭遇。那是內地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無數，茅剛到下放農村，就發現原本一家四口的鄰居，在上一年已餓死了母女兩人；全村最慘的一個家庭，全家十二人，最後僅得一人倖存。
在那條死亡村住了十個月，茅于軾靠吃蚱蜢撐過去；他相信如果再多留兩個月，也必死無疑。自此以後，茅于軾「從來不挑食，不管是甚麼，都是好吃的，因為有挨餓的經驗」。
「挨餓真正是『切膚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內心的深處，痛到永久。」帶着這份永久的痛災，茅于軾高度警惕毛澤東專制主義和毛式計劃經濟重臨中國。在重慶市政府今年東窗事發之前，他創辦並擔任理事長的中國民間智庫「天則」，去年8月已舉辦研討會，討論以「唱紅打黑」、政府主導發展稱著的重慶模式。茅的發言提出要拿普世價值來衡量各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好壞，要衡量這些模式是否接近於民主、法制、人權、平等和自由等普世價值。儘管他沒有直接批評重慶市政府，但批判味道已甚明顯。
提保障富人 惹爭議
他近日再次為文，題為《抵抗饑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重提中國那三年的空前大饑荒，他估計當時全國餓死了3500萬人。分析全球饑荒的成因，他提出政治制度不良是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對饑荒的責任遠遠超過經濟落後和糧食歉收，但政權往往把饑荒的責任推給了經濟落後或氣候不好。
要避免饑荒，茅于軾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市場發揮作用，因為只要市場能夠正常發揮作用，饑荒就很容易從別處獲得糧食而得到緩解。中國1959至61年的饑荒和朝鮮前幾年的饑荒，就是因為取消了國內市場，又隔斷了國際市場的後果。
想起茅于軾這些故事和舊文章，是因為他近日獲美國保守智庫頒發獎項，再次惹起內地知識界的筆戰。
為表揚茅于軾在推動中國自由市場經濟與個人自由上的貢獻，給他頒發以佛利民命名的「推進自由事業獎」的美國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Institute），推崇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自由市場至上。而茅于軾一直推動自由市場改革，政府退出市場，又倡議保障富人權利，批評仇富思想，早已被內地左派視為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護航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如今他得到美國右派智庫推許，所以再次燃起爭論。
在美國大學教書的歷史學者薛涌，多年來都批評自由派學者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半桶水市場經濟，沒有反省，一味倡議小政府，讓政府推卸社會保障和規管企業責任之餘，卻無視現實是政府權力與企業合謀，實行權貴資本主資，合力壓抑勞工成本、剝削天然資源，造成中國貧富懸殊嚴重，環境惡化，國有資產流失。
劉曉波分析 最到肉
薛涌早前特別因為茅獲獎，在《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再次批評茅于軾「改革開放的財富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等言論，指茅素來為富人說話，忽視勞動者的權利保障。茅于軾寫了文章回應薛涌，堅持「保護富人窮人才會變富」，但也強調平等也是中國應該追求的目標，收入差別不能過於擴大。
這場爭論其實持續了數年，我覺得正在坐牢的劉曉波，四年的分析至今仍然合用：「由於言論管制的限制和恐怖政治的威懾，爭論的雙方都不敢或不能觸及最實質的制度性問題，而只能把富豪和當紅經濟學家當作改革原罪的替罪羊……卻輕易放過了背後的那隻具有決定權並參與分贓的權力之手。」
至於茅于軾，其實是內地其中一名最敢言中國需要政治改革的經濟學者，有份連署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沒有忽視要通過憲政民主，來制衡那隻「權力之手」，實現兼備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發展。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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