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中國傳統文化一葉最靚麗的名片。一九○四（光緒甲辰）年創始西湖孤山，她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旨，「人以印集，社因地名」。西泠的史冊上除鐫着吳昌碩、馬衡等社長們的芳名外，葉銘、丁仁、吳隱和王福庵四位創始人當名列其中，垂之久遠。
王福庵（1880年7月17日－1960年3月12日），我國近現代著名金石文字學家、書法篆刻家。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壽祺，後易為褆，號福庵。以號行。七十後自號持默老人。齋名糜研齋。別署頗多，最有趣味的是鋤石農、石奴和印傭。傭者，僕也。先生擅書法，尤精篆隸。凡金文、碣、玉箸、秦權、漢碑額無不涉及。小篆結體典雅樸茂，用筆遒勁馨逸，其所篆《說文部目》向為行家肯定，是習秦篆的津梁。他擅以小篆筆法書大篆書體，節澀不滑，剛柔相濟，錯落有致，別有風韻。其隸書取自漢碑，參以篆筆，故蠶頭蓄斂，燕尾不露，外觀蒼古，內蘊雋秀。他的印學成就與貢獻，前賢早有定評：「精熟西泠舊八家，卻從秦漢返清華。」（柳北野句）「端容振鐸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家。」（沈茹菘句）「印繼八家傳一脈，書工二篆卓千秋。」（姚羲民句）「並時吳（昌碩）趙（叔孺）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沈禹鐘句）譽其為一代宗師是實至名歸。
王福庵生於世代詩書之家，祖父王言是嘉慶戊寅舉人，其父王同伯是光緒丁丑進士。王福庵幼承家訓「十二即解，愛好印章」，以弄翰、奏刀為樂，對金石書刻之好漸入骨髓。光緒晚期他進為秀才，曾任教錢塘學堂即崇文書院。隨西學東漸，王福庵亦精算術兼土木工程。一九一三年辭教席，以測繪技術供職鐵路局，奔波滬杭、湘鄂間。間或為友人寫字治印。畢生六十年的治印生涯，前效八家，後溯秦漢，融通皖浙諸派，於不惑之年鑄就自己的風格。他廣採百家，篆之印白文醇厚蘊藉，朱文秀逸圓勁，特別是鐵線篆，凝練委婉如洛神臨波，嫦娥禦風，上世紀二十年代名震京華。
一九二○年，緣唐醉石之薦，王福庵被北京政府聘為印鑄局技正，與唐醉石、馮康侯諸公同供職國民政府印鑄局。據資料「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及行政院等五院之印皆為王福庵所篆。王福庵的篆刻一時如日中天，受到名流極大推崇，清室遺老、墨客雅士、學人藏家紛紛乞墨求印，門限為穿。王福庵緣印結交了陳寶琛、寶熙兄弟，溥氏兄弟，陳仲恕、叔通昆仲以及羅振玉、馬叔平等名流。溥儒求刻「舊王孫」、「西山逸士」和「腰下寶玦青珊瑚」等。莊慕陵、臺靜農、魏建功等籌辦的「圓臺印社」聘其為導師。一九二四年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叔平推薦，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古物陳列所鑑定委員。傅正湘是大藏書家，家藏二十萬冊典籍，以藏珍本《資治通鑑》、《洪範政鑑》而稱「雙鑑樓主」。歷代藏書家十分講究藏書印，以工整秀麗為要。傅氏一直未覓到中意治印者，七十衰年最終選定王福庵。時王已定居滬上，兩人不熟。傅氏遂寫信給滬上老友陳漢第，託陳代求。曰：「弟藏宋本千餘卷，專待福公之章已十餘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緩，故特以相煩耳！」言懇辭切，如此求賢，當為印壇佳話。沙孟海在《印學史》中評王刻時有「所作多字詞句印和鑑藏印，更見本領」之美譽。專家評論，王氏一生治印萬餘方，皆精美絕倫「無論其先賢或後俊，在此領域能與他比肩者寥寥」。諒此言不虛。
王福庵十分勤奮，矻矻以求。盛年時聞雞起舞，每日五時起床或揮毫或奏刀。俟上午弟子們來請益時，他已將新作懸於壁上或案頭，與眾門生品評。一九二五年他不幸手觸電扇開關觸電臥榻兩年。癒後，每伏案即感頭暈目眩。之後，每刻印必仰臥於藤榻，左手握石，小手指上懸一小鏡，雙手擎空操作，邊刻邊用小鏡照示。其時胸間遍佈石屑，全不暇顧。因印面向下，刀鋒取勢頗費工夫。先生嗜煙，無論作書刻印，唇間必含一煙斗，因專心忘情，煙之熄滅與否不計，人稱「刀不離手，煙不離口」。他說此舉愜意，且有助文思。
王福庵清操自守。作為西泠創始人「四英」之一，他與友人約定終身不任西泠社長，為此作了一方印：「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寡言，曾號持默居士，七十歲（一九五○）後忽自稱「持默老人」。曾篆「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自勉，顯示雲舒雲卷中的淡定。「面壁思幽古，挑燈總樂今」乎？先生秉其父之風，崇尚閑雲野鶴自由生活。其父王同當年曾授刑部閩、贛主事，無意仕途，後辭官歸隱，考證校勘金石碑版，並以教書為樂，先後操持杭州書院、紫陽書院。一九二八年王福庵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復官南京鑄局技正」，但他已倦仕遊生活，自刻「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一九三○年冬，辭官攜眷赴滬寓四明村，以鬻印為生，自食其力，「不使孽泉」。曾取香山句「秋月春風等閑度」入印，邊款跋曰：「余股官白下，非我之志，年復一年，若被束縛，真如潯陽兒女，老大徒傷，因作此印以志恨。」農夫土中刨食，石傭石中求生，他與農夫無二。自言謂「青鞋布襪從此始」。上海淪陷時，汪精衞派人邀王福庵去南京汪逆偽政府任職。王嚴詞拒絕，並刻「山雞自愛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轟動一時。此後，自耕自足，自娛自樂。不看天顏，不觀人色，全身心投身於藝事。遂印藝日臻爐火純青。
作為一代宗師，王福庵德藝雙馨，對前輩謙虛敬重，於後學誨教不倦。王福庵尚未弱冠時與長他十四歲的金石家鍾以敬結金石忘年交。鍾氏時被推為浙派巨擘，對王嘉惠甚多，刻印逾百鈕。鍾因窮困潦倒，早逝，王痛惜不已。在鍾為其篆「福庵書翰」印側，王福庵補款曰：「越生社兄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歸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補記，時距公歿正一祺矣。」王福庵成名後，對晚輩後學獎掖提攜甚多，不獨悉心傳藝，即對生活困苦者，亦竭力相助。弟子中韓登安、吳樸堂等，尤以頓立夫沾惠為最，堪足為近現代印壇第一佳話。
頓立夫（1908－1988），原名群，祖籍山東，早年喪父，隨母流寓北京，少時家貧，在某王府充役。王福庵任印鑄局技正時，僱立夫為人力車夫兼雜役。福庵先生居家治印，立夫喜侍奉在側觀摩，漸萌興趣，福庵棄紙簍廢紙片、修印鈐稿，立夫悄悄悉心收藏，暗自揣摩、研習。有時向先生討教印藝，但不敢言學印。一九三○年，王福庵在金陵決意退職赴滬，擬辭立夫。頓立夫懇求留用。福庵說「上海沒有人力車，你去何用？」頓立夫始說出想學治印的心事。福庵心慈，知孺子可教，不忍拒。遂允同去滬並收為徒。王福庵以弟子視立夫，先授以六書之要，後傳其運筆奏刀秘笈，耳提面命。立夫聰慧，又極勤奮刻苦，印藝層樓日上。俟頓立夫印藝出手不凡時，王福庵大力為其揄揚。立夫聲名鵲起，王又助其獨立門戶，並為親撰潤格。一九三八年頓立夫首部印稿手拓面世，王福庵親自題耑，由雪鴻館刊行。立夫印藝深獲張大千欣賞，大千一次求印十數方，弟子有鐫印者，悉為推薦。一九三九年大千將還巴蜀，繪《松蔭高士圖》以贈，並跋云：「立夫為予治印十數方，直追元人，明秀當令文（彭）何（震）失色也！」如此推許，頓立夫大名遂不脛而走。
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央政府各機構須治印。陳叔通受周恩來總理委託，至滬物色人選。陳屬意王福庵，駕輕就熟北行指導。自謂「持默老人」王福庵轉薦頓立夫，謂立夫已得衣鉢之傳，足以當之。頓立夫重返京華，傳承恩師舊業，服務社會。
一九四九年後，王福庵先後被聘為浙江文史館館員、上海畫院畫師，並任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籌委會主任。（一九五五）為弘揚書藝印學這一中華國粹，讓後學有資可鑑，一九五九年先生親捧他的《福庵印稿》七十八冊，內存印八千八百七十五方捐贈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對先生嘉惠後學義舉，感慨萬端，稱可敬可佩。嗣後先生又將畢生所篆精品印三百餘方捐上海博物館。一九六○年先生作靈山之歸，其夫人遵其遺願將其書、畫、印、譜、扇面共二千七百六十八件捐給他夢魂縈繞的西泠印社。
王福庵有《說文部屬檢異》一卷、《麋研齋作篆通假》十卷；《福庵藏印》十六卷等，以及自刻印稿、印存多卷傳世，津梁後學，造福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