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叛國、叛變，是這些日子再度燒得火熱的一個話題。一般國家當然不會鼓勵人民叛逃，最笨的領導者頂多異想天開地勸老百姓移民他地，這在幾年前的台灣的確發生過。現代國家的正常思維卻是不允許國民投奔敵國，甚至倘若因投奔而導致本國國力衰敝，那麼別說敵國了，連友邦都不能去了。
從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離一個國家或社會，一定是魯莽的──卻也相當矛盾地──必然是思慮的結果。一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生存不下去──哪怕僅僅是杞人憂天地以為自己在本國將受盡迫害，也只有在他國甚至敵國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才會想到背棄這個國家。
叛逃者的處境如何？真有那麼嚴重嗎？在旁人看來，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從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決計不會有「衝冠一怒為紅顏」這麼簡單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計得更多──因為他要告別的人、告別的事物、告別的環境、告別的生活、乃至告別的價值更複雜，而且告別得更徹底、更久遠。
這裏就要回到「權」字上說了。「權」是度量的意思，「權」的對象自然是直接、間接可以評估得出來的價值。當世所獲享的名利權位之得失損益，即便不能量化，還是可以算計的。最難算計的是後世的評價，因為沒有人知道歷史由誰來寫？寫成的歷史又會由誰來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時受謗，不見得在較大尺幅的歷史敍述上吃虧。
舉個小小的例子來說：台灣當局從民國四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運動」，且不說此「莒」原先是管仲諫齊桓公的故事，硬給錯用到田單身上。單說這運動所示範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轉與縮減。無論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面的史實，田單「以寡擊眾復興齊國」的故事卻必須從它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離出來。所以，日後田單投奔趙國（不忠於齊）的結局必不能為大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人，田單──以及像「少康中興」、「勾踐復國」這一類有過以寡擊眾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在進入國民黨制定的歷史之中注定遭到縮減，與其所繫身的上下文徹底斷離。人們一般不會知道：田單也是個叛逃之人。
在中國歷史上，叛臣之尤者是吳三桂。相傳吳三桂在沙河驛遇上個道士。那道士跪坐在一間破廟門口，一張簟蓆，一只泥壚，正在烤火取暖，見大將軍儀仗到了，也不迴避。反而抬頭笑道：「將軍請坐。」吳三桂甲冑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遲疑間聽那道士又說：「將軍是捱着簀（賊，指流寇李自成）坐呢？還是捱着壚（虜，指關外滿洲部曲）坐呢？」吳三桂一聽就明白了，上前一揖，問道：「確乎是兩難，雲駕以為如何呢？」道士接着說：「以簀撲壚，火勢越盛；以壚焚簀，頃刻間灰飛煙滅矣！」
這道士的傳說似乎荒誕無稽，但是頗有深意──道士的話裏隱含的玄機是：無論投靠哪一邊，都不具備道德的正當性。而道德評價卻可能是由力量定奪的。吳三桂最後顯然只是選擇偎大邊而已──以軍事行動之成敗為唯一的標準。吳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揹上千古的罵名嗎？我相信他是知道的。當年幫助趙匡胤打天下的大將曹彬就被耍過；趙匡胤原先允諾諸將，平定江南之後頒師回朝，大將封相，結果這事「黃」了；太祖只賞賜了大筆金銀，說：「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麼將來再平定了河東之後，我拿甚麼封你們？皇位嗎？」一生清廉固窮、身後了無積聚的曹彬感慨地安慰他那些忿忿不平的同僚：「你們做官不就是為了錢嗎？有了錢，幹嘛一定要封相呢？」
吳三桂也許聽說過這番話，只不過宋代厭兵諸將受買的代價是被政治領袖玩弄，吳三桂則選擇了自己玩，對這樣的人來說，「叛」字的底細是買賣不得的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