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長鳴
二次大戰時候,1942年春天,我路過浙江金華,住在一個小旅館裏,等待長途汽車回重慶。一天晚上,汽笛長鳴,警告敵機來轟炸了,電燈全部熄滅。可是等了一晚,沒有聽到炸彈聲。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駐金華的青年軍官,匆匆忙忙地來看我。他的丈人託他幫助我設法購買長途汽車票。他原來說,此事沒有十分把握。這時候他告訴我:「好了,準備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動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說:「要請你幫一個忙。」「幫甚麼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說:「前晚,來的不是敵機,而是美國飛機。轟炸東京之後,飛來中國的轟炸機。這一批美國飛行員,今晚我們要宴請,沒有合適的繙譯,不得已想請你當個臨時繙譯。明天他們坐吉普車去桂林,你可以乘車同去,一路上為他們當臨時繙譯。可以嗎?」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覺得機會好極了。當天晚上我坐在貴賓的旁邊,擔任繙譯,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歡迎,客人答謝,都由我繙譯。這時候,我弄清楚了,美軍的領頭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擔任繙譯,開向桂林。
五十年後
這件事,過去了剛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轟炸東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報道:「昔日營救結厚誼,今朝異地喜重逢,五位中國老人在美受熱烈歡迎」;「布什總統祝賀中國老人和美飛行員重逢」;「美國防部長會見五位中國老人」。五位老人是當時曾營救跳傘落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中國老百姓。這些新聞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國飛行員巧遇的往事,依稀似夢。
我記得,杜立德告訴我,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身體強壯。像小孩一樣,他當我的面,蹦了兩蹦,證明他的身體健康。我們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遺失。
我記得,敞篷的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馳,風沙很大。我吹了風,咳嗽起來了。杜立德脫下他身上的皮夾克給我反穿,以便擋風。
我記得,車隊一路走了大約三天,經過的盡是小城鎮,只有一個地方有小規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堂裏。
他們告訴我:美國一艘小型航空母艦,載十六架轟炸機,每機五人,偷偷地開進東京灣。飛機起飛後,航空母艦就開走了,飛機不復飛回航空母艦。事前同中國約好,對東京轟炸後,飛到金華,降落機場,把轟炸機全部送給中國。不幸中國方面把「時差」算錯了。友機當作敵機。燈火管制,無法降落。不得已放棄飛機,人員用降落傘下地。所幸人員全部安全,只有極少幾個人降落時受點輕傷。(當時是這樣說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H.Doolittle,現在報紙繙譯為「杜利特爾」。我曾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little),可是你卻「做得很多」(doing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長夜漫漫,忽然天亮,甚麼都不成問題了。他們乘軍用飛機去重慶(然後回美國,去歐洲)。我這個臨時繙譯也就向他們辭別,另乘長途汽車回重慶。
紐約重逢
戰爭勝利結束後,我到紐約。杜立德復員後在紐約殼牌石油公司當董事長。我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敍舊,熱情招待我。他的辦公室用軟木裝飾牆壁,氣派豪華。他對我說:「時間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伙子們,現在都禿頂了。」
第一次成功地轟炸東京,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不久,他晉升為地中海聯軍空軍總司令。五十年後的今天,他以95歲的高齡,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向他遙祝:萬壽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