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所收集的四篇文章，要說是書評不是很像，因為並沒有發表對書的特別見解和批評，更是從書談開去了。說談開又不是談得很開，只不過從這本書談到那本書，從那本書又談到第三本。這種徜徉多少能反映出我的生活狀態，那就是從書本到書本。是一個職業寫作者的困境，同時呢，也算得上福份。
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掩護了我們的經驗，不使我們從生活中直接受傷，代價是我們只能獲取第二手的材料。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它們其實又具有一種內窺鏡樣的功能，它們總是引我們透過表面直至深處，那裏有着更為本質的存在，於是也就更為尖銳而無法和解。如此一來，我們又不得不回到具體性裏尋求安全，其時，被隔離了的生活就顯現出了優渥，它以現實的普遍價值接納了從文字中逃亡出來的人，使之避免墜落於虛無。讀書的人就是這麼一種兩棲動物，時而用肺呼吸，時而用鰓呼吸；時而在穩定的陸地，時而又到流動的水中。每一次互往且不是機械的重複，而是細微地改變着軌迹，好像無形中有一個氣旋，或者說是推進器，嵌着肉眼看不見的刻絲，所以就回不到原來的位置，進入不到原來的空間。文字的遮蔽一層一層疊加，生活也因此從第二手變成第三手、第四手；其間或有一種背反的原理，文字的內窺鏡功能一層一層進深，生活則從第二手還原為第一手，甚至負一、負二。實有與虛無的距離永遠不會改變，但卻是共存而且並進，形成相斥相吸的磁場。
像我們這樣存活在文字裏，都有着一種分裂的人格，我們不同程度地懼怕生活，惟恐避之不及；但卻另有一種勇敢，明知不可為而為，似乎有自虐的傾向，專找那些繞不出去的危難，和自己作對。山西女作家蔣韻在一篇名叫《盆地》的小說中，寫一個年輕的知識女性與她的工人師傅一段感情故事，那位沒怎麼讀過書但飽嘗人生體驗的男子，對他的女徒弟作出一個評價，他說，你們這些人吃不了苦，卻受得了罪！這句話真是太精闢了，它一語中的，給讀書人畫了像：即軟弱，又堅強；思想的巨人，行為的矮子！這種人格，特別不適宜生存在艱困動盪、「放不下一張書桌」的時日，這些「低能兒」倘要被逐出書房，逼進現實，身體受着考驗，精神則懸置起來，無所歸依，實在是淒慘的事。
有一日，一名快遞員送包裹來。外面下着雨，他一身的水，站在門口等我查收和簽字。他望着房間角落裏的我的書桌，因為陰霾的緣故，大白天也開了一盞枱燈，燈光洞開了一個小天地，他忽然說道：真好，真羡慕你，能夠學習！接過收據，他復又濕淋淋地離去了。由於他的話，再看自己的書桌，就看到了一個平安世道，不禁覺得幸福起來。而且，他方才用了一個「學習」的詞彙，不是「讀書」，也不是「寫作」，是「學習」。認真生活的勞動者，就有足夠豐富的經驗，能夠準確將事物的本質外相化，勿論這件事物的表面是如何靜止着，只在內部活動，他們依然一目了然。這裏就有些相反相成的意思，一方是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一方則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一方將無形化有形，一方將有形化無形。
在此，我又說開去了，事實上，在這本書裏，我並沒有涉及如何深奧的道理，一個小說寫作者，也不可能領略多少玄思的樂趣，我們終還是世俗中人，對生活的表象有執念。因此，我們所寄身的文字大約也是文字的表象，與生活的距離不那麼遠，之間的往互進出也是淺顯的，深入不到哲學裏去，多是始於常性，止於常理，只是文字將這常情變成了形而上。小說寫作者就是這麼一種半蠶半蛹的異類，蛻化到中途，退一步無果，進一步呢，變成蛾子，飛出去，沒了，也是無果。
寫作《天香》的將近兩年時間裏，一邊寫，一邊看書。寫長篇其實並不像外人以為的那般艱險和辛勞，需要的只是耐心，耐心之下則可勻速前進，成為生活的常態。相比寫短小篇幅的急促，反倒有更多的閑暇與閑心，閑讀一些書，不期然間得一些閑思。寫畢《天香》，放自己一年假，不沾小說，只寫閑章，就有了這幾篇。多年前，在香港，北島介紹認識林道群，他的書多由道群先生策劃編輯，不論內文還是外裝，都讓我喜歡和羡慕，還不止是這些，怎麼說呢？那日在餐桌上，聽他們倆談話，其中有一句是這樣，道群說，某一類寫作當適可而止，意思是再寫就稀薄了。一個編輯勸作者不是多寫，而是少寫，更像出於文友的摯心，就知道對文學持了謹嚴的態度。即刻在心裏想，甚麼時候也要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一本書，現在，這時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