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去上海中山醫院探望病中的朱維錚教授。儘管他依然談興很濃，但面容憔悴，精神萎頓。與以往那位儀表堂堂，氣宇軒昂的朱教授已判若兩人。臨別時，他掙扎着起床捧出一套由他策劃和作序的「大師」系列錄影，說是給我留作紀念。朱夫人送我出門時，含淚告訴我：「肺癌已經擴散」。雖然明白他已經不久人世了，但從感情上總希望他能慢慢好起來。昨天三月十日下午，突然接到短信：「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逝世，享年七十六歲。朱維錚早年師從經學史專家周予同，著有《走出中世紀》、《重讀近代史》等書。」夜不能寐，和他相識相知的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二十九年前，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成立，還是研究生的我代導師楊廷福教授與會，和朱維錚教授在同一個組內，這是第一次認識他。朱先生倜儻瀟灑，風度翩翩，說話不緊不慢，辭鋒犀利，邏輯嚴密，廣徵博引，侃侃而談。因為有深厚的學養做底蘊，所以有一種不容置辯的氣勢。我頓時對他肅然起敬。從此刻起，朱維錚的學者風度就成為我一生心儀的楷模。但當年的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是楚河漢界，幾乎不相往來，我也無緣求教於朱教授。
兩年後，我在市委宣傳部組織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討論。此時，朱維錚在復旦歷史系組建了全國第一家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編了《中國文化集刊》，成為八十年代文化熱最重要的開拓者之一。然而，在要不要邀請他參與宣傳部組織的研討活動時發生了爭議。當時的朱維錚正因所謂「政治問題」而被打入冷宮，是復旦最晚恢復上課權利的中年教師。原來在文革初期，他被調到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還一度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群眾運動組長，在「一月革命」中起草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然而，不久以後，桀驁不馴的朱維錚就得罪了「四人幫」，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鋃鐺入獄。有人無視他後半段的文革遭遇，只抓住他的前半段不放。我力排眾議堅持邀請朱維錚參加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同時，還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打招呼，要支援《中國文化集刊》的出版。由此開始了我和朱維錚最初的友誼。
一九八八年夏，我去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講學，路經香港。三聯書店董秀玉告訴我，朱維錚也在香港。於是老董作東，相約在尖沙嘴麗晶，面對着燈火璀璨的維多利亞港喝酒聊天。借着一杯杯酒下肚，朱維錚和我都拉開了話閘子。不苟言笑、火氣大、講話不講情面，是朱維錚給外界的一般印象。但這個維港之夜讓我看到了他的真性情。此後，我們的來往開始密切起來。只要孫長江、李澤厚等共同的朋友從北京來上海，朱維錚都會招飲，聚會大都在王元化家。與老朋友在一起，朱維錚和顏悅色，談笑風生。外人只知朱維錚「罵人」，不知他罵的都是該罵的人，他性格分明，嫉惡如仇，討厭那些不學無術，但又自以為是的假學者。朱維錚罵的都是這類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
八九年六四後，我被罷官接受審查。復旦大學許多以「青年導師」自居的學者隨風倒態，站到了青年學生的對立面。大多數在我當官時在我身旁轉來轉去的人，此時也與我徹底劃清了界線。反倒是早已遠離政治，埋頭做學問的朱維錚拍案而起，為學生仗義執言。有一次，在王元化家裏偶遇朱維錚，他緊握我的雙手欷歔不已，注視良久才迸出兩個字「保重」。此情此景是我終生難忘的。
一九九八年，我寫有關上海知識分子沉浮的博士論文，其中涉及文革中上海市委寫作班的人和事。當時，寫作班的負責人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都剛剛坐滿十多年的牢房出獄，幾如驚弓之鳥，不可能接受一個陌生人的訪談。朱維錚知道後，便自告奮勇地幫我居間聯絡，然後陪着我一家家地登門拜訪。因為有他的背書，消除了受訪者的戒心，我的訪談進行得非常順利。要知道，朱先生不僅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寶貴時間，而且還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當時的朱永嘉他們還是不可接觸的「危險分子」。朱維錚的這份情誼，我是一輩子都還不清的了。
寫作班成員的訪談，當然少不了朱維錚。在香港中文大學賓館裏，我倆促膝長談了一整夜，當然有美酒相伴。他從自己的青年時代談起，一直談到他在文革中的經歷，那正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他一生中最大的改變契機，是文革中在被關押的隔離室內。那天正是朱維錚三十五歲生日，在回首過去的歲月中他突然醒悟到，「我應該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我可以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正是從此以後，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政治上，朱維錚再不人云亦云，再不盲隨大流。如果說，當代中國還有堅持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的話，朱維錚絕對是當之無愧的。
朱維錚治學嚴謹、功力深湛，師承近代經學大師周予同，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二○○六年七月十四日，朱維錚七十華誕之際，德國漢堡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頭銜。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華人。典禮當天，來自德國、法國、荷蘭等國的三十餘位漢學家出席了榮譽學位授予儀式。同行高度肯定了朱維錚的學術貢獻，並讚揚他為「低調的大師」。有人稱朱維錚為最後的經學大師，儘管他在經學的研究上造詣很深，但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經學大師。因為朱維錚是經學的批判者，而不是弘揚者。在人們都棄絕經學的年代，朱先生執着經學，只是為了科學地批判經學。用他自己的話說：「如今經學好像糞便一樣令大家避之不及。但即使是糞便，也要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它到底是甚麼！」近年來，經學國學又成顯學。平地裏忽然冒出一個個國學大師、經學大師來。朱維錚對經學卻依然冷靜地保持着批判者的本色。這才是一個真學者的治學態度。
我和朱維錚惺惺相惜，都愛書愛酒。我倆一起第一次喝得痛快的就在尖沙嘴，因為有董秀玉。巧合的是，我倆喝的最後一頓酒，也是因為董秀玉。在他查出肺癌的前幾個月，董秀玉來上海，我也正好在，就和朱維錚相約請她一起喝酒聊天。我帶了一瓶五十年的茅台，朱維錚帶了一瓶陳年紹興。儘管朱夫人在旁頻頻勸阻，我們三人還是喝了個痛快。不久傳出朱維錚患病住院的消息，我也因眼疾被迫戒酒。那晚朱維錚的酒興豪情歷歷在目。如今故人駕鶴西去，留下的唯有無限的惆悵和無奈。昨夜一宿無眠，凌晨兩點鐘給董大姐發短信，口占一聯，悼念亦師亦友的朱維錚教授：「才氣正氣昔日虎落平陽/史學經學今時鶴立雞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