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是地道的西北農民，他不是攝影愛好者，也不曾做藝術家的夢，他到大山深處找尋這樣的窮孩子，記錄下他們的困苦，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去幫助他們。這些照片越是色彩飽滿顆粒畢現，越是令人傷感，不是嗎？你可以看到孩子手上的凍瘡，指甲縫裏的污泥，也可以看到土地的乾涸和縫隙，看到他們身處極度的貧困中，也仍沒放棄讀書的希望。
撰文：鞠白玉
圖片由王博提供
王博
攝影師，1964年生於甘天水，1986年至今為貧困山區失學兒童及少年拍照，尋訪四十多個貧困地區，五千多所學校，以紀實方式呈現農村教育狀況，以影展方式取得社會對此群體關注，以一對一形式幫助貧困學生復學。
經濟不如農民
這是西北農村的現狀，是所謂太平盛世之下的真相，王博手裏除了一台半舊的相機，別無他物，半輩子交付在這樣的事情上，現在他躺在自己家徒四壁的房間裏，忍受着風濕、胃痛和心臟病。有個人或基金會想買下他的照片，但他一張也不肯賣，「照片不是用來賣錢的，不是這個用途，照片只是讓你知道有這樣的孩子存在，你可以直接幫助這個孩子。」他的經濟狀況甚至不如普通農民，因為長年拍攝所需的旅費和住宿費，以及資助後的監督和回訪，這種壓力要將他壓到崩潰，他早年更為了拍攝，賣掉自己的部份土地。
我問王博，你現在有甚麼願望嗎？關於你自己生活的？「有，我想好好種我的地，我還有十畝山地，我想當個地道的農民，在家裏幹農活，不用再這樣奔波。」拍了二十幾年照片，王博最後的願望卻是做回農民。三年前的一個深夜，我在電話裏問過他同樣的問題，那時他正在西北深處拍攝，犯了胃痛，在一個農戶家裏躺着休息，我問他吃了甚麼藥？他說只喝了熱水。他的聲音疲倦極了，但是他當時的回答是：「我想改變中國教育的現狀。」第二天早上他從農戶家離開，留下一點錢，「我不想那麼貧窮的人家，為我損失一口糧食。」
和村書記打架
王博的影展多數在公園裏或某個禮堂舉行，只是用線繩串起作品，每張照片背後是孩子的聯繫方式。他堅持一對一的救助，希望救助人和孩子建立聯繫，避免金錢從他手中流通。之後，他會持續尋訪和監督救助款項，確認善款真的到了孩子手中，並且孩子用這學費回到了校園裏。
這是一個麻煩費力的方式，但他相信這樣才有效。有次他發現一個村子將孩子的學費用來繳交了農民的「兩費」，他和村書記打了一架，把錢要了回來。王博的脾氣變得暴躁，因為他所有做的努力是為了改變農村孩子的命運，卻發現更多人對於農村孩子的命運不屑一顧。他曾被當地公安局關起來過，他大吵大鬧，激憤難當，「這些孩子被資助好幾年了，當地官員裝作不知道。」
粗暴因為少教育
這些傷害更令他堅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他們那麼粗暴是因為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下一代人如果還不接受教育，會變得更粗暴。」他自己只讀到初中就因貧困輟學了，八十年代他去一個山區挖藥，路過一個農戶家，一個失學的小男孩的眼神讓他難過，他留下一百二十元錢，答應想辦法幫這孩子上學。兩年後他再也找不到那個男孩，但是他能看到更多失學的孩童。於是他買了一台二手相機，開始到處找尋這種孩子，拍下他們。每拍一次，他都覺得像承諾，希望照片裏的孩子得到救助，有時好心人來了，但是這個孩子已經外出打工了，這時他的無助感啃噬着他的心。
一些人認為他只是個農民，沒資格做慈善，更沒資格開影展，一個政府的女辦事員指着他的鼻子說：「滾！」
失去的無法再來
在他拍窮孩子時又捐助出去了，「好在地裏的糧食是自己種的，不用錢。」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一直容忍着他，但是關係已經非常淡漠。現在他回到家中，跟我形容：「只是名義上的家，我回到家便沉默了，一句話也不想說。」這些年他沒有盡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他心裏非常清楚——失去的永遠無法彌補。
三年前他的大兒子還在讀大學，是由他的弟弟來資助上學。現在兒子畢業了，沒有工作。北京攝影界有一些人很是欽佩王博，我建議王博去找那些人為他的兒子想想辦法。他拒絕了，「我不想跟任何人張口，我的兒子必須靠他自己。」
不想當乞丐
二十年來他走了近十萬公里路到了四十幾個貧困地區，這些照片是有效的，至少二萬名學生因此得到救助，回到校園，也有四百多名代課老師由此改善了處境。但是他越來越不樂觀，因為自己已經年近半百，體力不支，有誰能接下他手中的相機？更為悲哀的是，一些樂意資助的基金，那種工作方式他無法接受。「他們是先去斂財，再去做事。而我們的這種方式，卻不被批准成立正規的基金。」他形容是如履薄冰。
有人樂意每年提供兩萬八千塊的經費給他，讓他用做車馬費，他收了一年後，便拒絕了，「我自己不想欠任何一個人的人情。說白了，我不願意當一個乞丐。」去年夏天，一個攝影畫廊請他來北京住了幾天，為他出了本圖片集，有兩萬多元的報酬，這是許多年來他唯一一筆真正的收入。天津一個攝影家捐給他一台半舊的數碼相機，他很滿意，「我以前那台用的太久了」。
每一張相片中的孩子都是一個等待着資助，回到學校去追尋知識和希望的下一代，而王博的相機所擔當的責任，已經不止是呈現真相，而是牽引着夢想的一條線了。
注定孤獨
「一個人只有一條路走」。他總是這麼說。一個並沒多少文化的農民，卻把命運參透了。他並不抱打算自己的生活還能有甚麼改變。「照片如果不賣，我支撐不下去了，如果賣，我心裏過不去。我寧願守着一個貧困的晚節，也不想被人詆毀。誰都知道在中國做善事是很脆弱的。
「我本來就是個農民，就想單純地幹活種地，是命運把我推到這條路上來的。」他說話的聲音懨懨的，因為身體一直不好。但又輕聲笑了，「我早年是有豪情的，有英雄情的，覺得純粹的善舉是能改變別人的命運的。二十多年過去了，變的只是我自己。」在家休養幾天，他馬上又要去山區拍攝，我說跟他走一程，他就好心勸：幹嘛去？你們吃不了那個苦，也沒有必要吃苦。我做的事注定是特別孤獨，我早打定主意孤獨地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