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萬華區一個當過小明星的市議員建議市政府：大規模噴水清洗環境的時候也該噴噴當地的遊民，最好能把遊民徹底驅離，可得獎功，還萬華區民一個乾淨的空間。
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萬華區的三十六位里長曾經齊聚一堂，討論着如何掌握遊民行蹤、以便控制疫情。某里長慷慨激昂地呼籲：「遊民為甚麼老是在我們這裏？他們為甚麼不去大安公園？」這番話是講給媒體聽的，希望其他的市民相信：遊民不是萬華區的產物，而是外來人口；也希望外人相信：雖然某社區爆發了新一波的疫情，但是整個萬華其實是被動、無辜的。他更絕對不會承認：遊民之中的絕大部份都是萬華地區的原居民；這些有家歸不得、或是無家可歸的人習慣了萬華的環境、人情和生活文化，他們也可能是基於種種正面積極的情感而選擇留在萬華的。
我們已經假定：遊民就是沒有家的人。這個假定並不會促使我們進一步追究：沒有家的人有沒有戀家的情感呢？在遊民內心的深處，是否就不會吶喊着說：「我愛這片土地呢？」或者該這樣問：沒有自己的家的人難道就不會具備對一條街、一圈鄰里、一塊非私人所有的土地產生珍惜依賴之情嗎？在沒有發生疫病的時候，一般萬華區住戶的眼睛不是看不見遊民，而是視而不見。一旦疫情爆發、又風聞有遊民染病路倒，則一時之間，千夫所指，遊民在轉瞬間居然成了外來的入侵者。這，算不算是一種集體的階級歧視、算不算是一種「公共欺瞞」呢？
1996年狂牛症爆發，英國社會隱瞞了半年。次一年傳出大規模飼料污染，比利時也遮掩了幾個月。SARS疫情在廣東被指稱為「那個病」而諱莫如深，其間也長達數月之久。看起來，無論是先進國家或後進國家、無論是已開發社會或未開發社會，人們假設自己的健康與無辜似乎殆無二致。一旦超乎人力所能控制、甚至理解的疫病發生，「公共欺瞞」的心理機制自然啟動；於是，尚無疫情傳出的國家立刻封鎖那些已經傳出疫情的國家，尚無疫情傳出的地區立刻隔離那些已經傳出疫情的地區，尚無疫情傳出的鄰里立刻阻絕那些已經傳出疫情的鄰里。這些技術上看起來實屬必要的措置，卻也同時促使自覺健康與無辜者更頑強地驅趕原先他們就不熟悉、不信任以及不尊重的人，一般說來，那些人都是社會底層的人。
我十四歲那年舉家遷入萬華（當時劃歸古亭區），日日有遊民打從臨街的窗前走過，當後門外的村牆尚未築成之際，夏日晚涼，常有幾張熟面孔在我房間外面的混凝土水池上，或躺或坐，時談時笑，聲浪喧嘩，旁若無人，那是十分影響一個生怕考不上高中的少年夜讀情緒的。有一次我實在忍無可忍，穿上寬鬆的褲子、套上黑布鞋，還打了綁腿，準備出去施展拳腳，把這幾個人揈走──就搏擊對戰、以寡擊眾而言，我其實是很有些天真自信的。
經過廚房之際，我卻給家父叫住，他問我要幹甚麼，我說去教訓教訓外面那幾個混蛋。家父說：「人家浪跡天涯、四海為家，正是『你們武林中人』的典範，怎麼說人家是混蛋呢？」這話當然不無譏諷我成天習武練拳、想當李小龍的意思。我說他們擾人清靜，家父卻說：「你在牆裏，人家在牆外；你滿肚子躁火，人家一身涼快；你要讀書，人家不必讀書；不過就是這麼點分別。你現在要打人，究竟是誰擾誰清靜？」這麼一說，我忍不住笑了，一身狠勁兒完全卸去。父親點出了另一個角度，而我羞於承認：原來我是嫉妒他們。
四十春秋忽焉消逝，當年那些個嘻笑自若的遊民如今大約都不在了，我很慶幸當年沒有打人──那時，有毛病的是我，幸好我沒有把那毛病傳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