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太忙，把我忘記了」，周有光先生曾經幽默地說。
上帝確實把他忘記了。這位百歲老人和我們一起揮別了2011年，走進了新的一年。2012年1月13日他將迎來107歲生日。
一
2011年的世界歷史是從北非開始的。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相繼發生民眾抗議活動，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這三個過去少有人關注的北非國家。周有光先生也通過電視和報紙，密切關注着局勢的發展。當有晚輩來看望他的時候，他會興致勃勃地談論阿拉伯世界的變化。他的信息之靈通迅捷，每每讓來訪者感到驚訝。
早在兩年前，周有光就寫過一篇讀書筆記《從人均GDP看世界》，他根據紐約時報《2009世界年鑑》提供的數據，將世界223國和地區分為A、B、C、D、E、F六個等級，埃及和突尼斯屬於E級（人均5,000美元以上），但絕對數字都高於也處在E級的中國。利比亞則屬於D級（人均1萬美元以上），人均GDP比中國高一倍還多。
不過，周有光先生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數字本身，而是透過數字看到了背後的真相：「卡扎菲他們很多錢，老百姓並不多。即使人均水平是一個理想數字，老百姓還是窮的，國家的錢都在權貴手中。」
曾有晚輩問他，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有甚麼關係？他回答說：「有關係，但不是絕對的關係。專制制度下面也能發展經濟。不是說專制之下不能發展經濟，但是專制之下發展經濟有某些限制，不能充份發揮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民主制度下，經濟就會發展得更好。發展得最好經濟的國家就是民主國家。因為民主對於發展經濟有幫助，特別是發明創造，發展經濟當中最重要的是發明創造。」
周有光先生饒有興趣地關注着「阿拉伯之春」的興起與蔓延。10月份，《炎黃春秋》發表了周有光先生的〈走進全球化〉，這篇1,800多字文章思路清晰，邏輯縝密，凝集着106歲老人對世界的最新思考。
在他看來，全球化不僅僅包括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包括政治全球化，而政治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他指出，「阿拉伯之春」是一場民主革命，也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一場啟蒙運動，「阿拉伯的歷史包袱太重。西歐的啟蒙運動經歷幾百年。阿拉伯的啟蒙運動將是更加艱巨的歷史任務，現在只是開端的開端而已。『阿拉伯之春』是春寒料峭的『早春』。」
不久後，卡扎菲慘死於大漠之上，穆巴拉克也被送上法庭。不過，誠如周有光先生所預言的那樣，「阿拉伯之春」確實是「早春」，埃及、利比亞的民主體制仍然在建立之中，動蕩中的敘利亞等國前景尚不明朗。
在這篇文章裏，周有光先生還肯定了「保護責任」。這個新理念來自2005年聯合國通過的一項決議，決議說：「確認當獨裁者屠戮本國民眾時，世界大國有權利和義務介入」。周有光先生說：「『保護責任』新理念的意義非常重大，它使『人權高於主權』成為聯合國的法定原則。一國無道，多國介入；吊民伐罪，輔助起義。」
他提醒人們說：「國際關係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二
2011年2月16日，元宵節的前一天，一年一度的「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在北京舉行。當106歲高齡的周有光到達現場時，全場掌聲雷動。面色紅潤的周有光先生對《炎黃春秋》寄予很高的期望，他發言說：「20世紀初，一批小青年創辦了一本《新青年》；20世紀未，一批老青年創辦了一本《炎黃春秋》，這兩本期刊都具有啟蒙意義。」
周有光先生關心急劇變化中的世界，也同樣關心着處於艱難轉型中的中國。
年初，圍繞着中國博物館前豎立孔子像，中國社會各界激烈爭論。儘管不陪襯，周有光先生反倒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天安門本來只有一個毛澤東，現在有兩個人了，可以請孔夫子來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孔子主張普及知識，反對愚民政策，而毛澤東反對知識，『知識越多越反動』嘛，毛澤東是『批林批孔』，要把孔子否定了嘛？事實證明，毛澤東是錯誤的，他否定不了孔子，現在群眾請孔夫子教誨毛澤東。」
後來，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孔子像被轉移到了博物館裏面。周有光先生幽默地稱之為「孔子被關了『禁閉』」。
周有光先生一直對孔子評價很高，他說：「孔子這個人了不起，在百家爭鳴中，他的學問是突出的，他反對用強暴來控制和壓迫，主張用道理說服，這一點就很了不起。另外，那時貴族子弟才能夠受到教育，孔夫子提倡平民教育，說教育權大家都有。」
「『打倒孔家店』這句話是錯誤的，不應該『打倒孔家店』，而應該『打倒秦家店』，秦始皇的『秦家店』裏販賣的就是專制」，周有光指出，「孔孟的學說當中有許多真理，它反對迷信，重視現世；反對愚民，重視知識；反對暴力，重視和平。這些思想都非常有價值，到今天仍然有用處。」
周有光先生閱讀廣泛，不斷思考。當他讀到《鳳凰周刊》的文章〈中國為何沒有新的「中產階級」〉後，隨手寫下了自己的思考，後來以〈漫談「中產階級」〉為題發表在《炎黃春秋》第二期上。
他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一波三折：民國時期是其幼年時代，無名而有實；1949年後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全面否認中產階級；改革開放，「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就是重新承認，「可是迎新時候，掀起蓋頭，一看不是中產階級，而是新興權貴。」
為甚麼會錯認？周有光先生深刻地指出：「原來，進入市場經濟，要經過一個難以避開的『黑洞』，叫做『原始積累』。日本明治維新，四大貴族壟斷資源。印尼反共政變，出現裙帶資本主義。前蘇聯瓦解，俄羅斯高官變巨富。中國改革開放，國營翻牌成民營。新衣冠，舊面貌。『近水樓臺先得月』」。
周有光先生曾自稱為「科普工作者」，「我寫東西盡量簡單明瞭，預計不好懂的都要改掉。」他的文章淺顯易懂，又意味深長。他對於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2011年中國出現的「移民潮」中，主要就是這些所謂的「中產階級」吧。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高度評價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他還對革命進行了細緻的分析：「革命不革命，要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進步還是退步。暴力推進的革命，假如是退步的，即使打仗打勝了也不算革命。不是打着革命的旗號就是革命。假如推翻了一個皇帝，自己又當了皇帝，或者是不叫皇帝的『皇帝』，那就不是革命。根據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20世紀中國的許多所謂『革命』並不是真正的革命，因為『革命』後不但沒有把中國推向前進，反而使中國落後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就不是革命嘛。」
後來，他在為劉香成編寫的大型影像畫冊《壹玖壹壹》題寫了一段話：「1911年是中國走向現代的第一步。雖然事實上的皇帝不斷出現，可是皇帝的名義誰都不敢用了。我們希望中國再向前走一步，既沒有皇帝的名義，也沒有了事實上的皇帝。」
三
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和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關注，「粉絲」無數，許多人給他寫信，表達敬意。某省一位社科院院長讀了五遍《朝聞道集》，並寫下自己的感想，還以毛筆工工整整地抄錄了自己的詩作呈獻周老。
在網上，他被稱為「中國當代重量級的思想家」，「最年輕的思想家」。不過，也有些人不以為然，批評甚至謾罵這位百歲老人。
對於世事的了解，周有光先生不輸於年輕人。他知道許多網上流行的事物，也了解激烈碰撞的各種社會思潮。對於贊揚聲，他淡然置之，他更希望聽到或看到那些批評意見。他在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朝聞道集》一書的編輯張森根的一封信裏寫道：「得到有益的批評，我心中十分高興。能夠招來謾罵，我要鄭重感謝。在萬馬齊瘖的時代，能夠聽到刺耳的聲音，那是真正的時代進步。」
周有光先生的書房之外曾經有一棵大樹，鳥群聚集，他常常神遊於大樹宇宙，其樂無窮。兩年前大樹被砍伐了，窗外只有灰濛濛的天空。但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依然達觀，每日坐在僅有九平方米的書房裏，讀書、看報、思考、寫作，物我兩忘，寧靜平和。
周有光心中充滿了幸福。他經常收到來自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和復旦大學校友的賀卡和紀念品，資中筠、何方等學界名流都來拜訪，交流討論。他也與來訪的晚輩聊天，談往事，雲淡風輕；談將來，積極樂觀。
周有光先生關注的不是一家一姓的興亡，他的目光穿越人類歷史，縱橫千古。他說：「國家之間的差距，文化之間的差距，一萬年不止。」他還說：「回過頭看，二十世紀還處在人類野蠻的時代。」這些論斷看似驚人，但都是醍醐灌頂的警醒之語，發人深思。
2011年是蘇聯解體20周年。一本名為《居安思危》的書認為，蘇聯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叛徒」搞垮的，單位裏也讓他買了一本。有晚輩來訪，他指着這本書說，說來說去老一套，沒新意。沒有多少人看，也沒有多少人信它。他隨手拿筆改了兩個字，「居安思危」變為「居古思樂」，指作者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仍津津樂道。主客相視而笑。
1955年周有光先生離開上海，進京擔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第一研究室主任，從經濟學領域轉向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他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佈），澤被億萬民眾。1989年，這位名聞中外的語言學家離開辦公室，退居後拐棒胡同的斗室之中，從語言專業的「深井」裏跳出，躍入文化和歷史的知識海洋。面對人類歷史長河，他研究的不是浩蕩不羈的河水表面，而是相對固定的「河床」──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
他為一本紀念辛亥革命的新書《沒有皇帝的中國》寫下一則雋永的序言──
人類歷史的演進軌道：
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
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
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專制）到民權統治（民主）。
世界各國都在這同一條歷史跑道上競走，中國不是例外。
審視中國在這條跑道上已經達到甚麼程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
「世事無常心事定，胸中海岳夢中飛。」當周有光以歷史的眼光審視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時，這位一生追求科學和民主的期頤老人大徹大悟，淡定達觀。因為他已經看到，一條清晰的道路就在面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因此，他甚至勸告晚輩不必悲觀，歷史總是要前進的。他常說，中國社會的進步就像「扭秧歌」，進兩步退一步，「進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些事情遲早要解決的」。
四
2011年的深秋，執政黨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各方人士紛紛獻言，頗為熱鬧。一位智者直言：「要想真正實現文化大繁榮，請先讀周有光的《文化學叢談》。」
這是年初出版的一本新書，收錄了周有光先生二十多年來有關文化的文章。在每一篇文章裏，周有光先生都是直言讜論，毫無粉飾。他認為：「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話一定是真理的基礎和前提。如果一個人真話都不敢說，你怎麼能說你一生在追求真理呢。」
退居陋室後，周有光先生轉向文化學，他曾夫子自道：「從經濟學改為語言文字學是偶然，從語言文字學改為文化學是必然。語言文字學跟文化學的關係太密切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席捲中國，當時依舊「談西色變」，可是進入九十年代，忽然又變調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宣稱「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將傳導中國手裏。」周有光先生率先著文衝破「談西色變」的心理，又批評「河東河西」的論調。他率先提出，「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21世紀，是雙文化時代」。
在周有光先生看來，國際現代文化與地區傳統文化互相依存，不可偏廢。既不能在接受現代文化的同時拋棄傳統文化，也不能在所謂「反對西化」的旗號下抵制現代文化，「復興華夏文化，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傳統文化代替現代文化、而是以傳統文化輔助現代文化。根據現代需要，用科學方法，學習和實踐古人的有益教誨。在復興華夏文化的同時，向國際現代文化的康莊大道勇敢前進。這就是當前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他提醒國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能自我封閉，「全球化改變了人們的觀點和立場，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評價。」
「中國產品走進世界不容易，中國人民走進世界更加不容易，」在另一本新書《拾貝集》裏，周有光先生這樣寫道：「走進世界，做一個21世紀的世界公民，無法再夢想世外桃源，只有認真學習地球村的交通規則。」
《拾貝集》是繼《朝聞道集》之後的又一力作，反映着周有光先生對人類文明、中外經驗教訓的反思，以及他對國家、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深層次思考。這本書風格獨特，文字短小精練，但意蘊深厚，飽含歷史滄桑和人生閱歷，啟迪智慧。甫一面世，就成為讀者的熱愛。
「仁者壽」。胸懷廣闊的周有光先生至今身體康健，生活簡單。他閱讀古今中外書刊，隨時筆記一聞一得，自得其樂。他對世界充滿好奇，新鮮事物都願意體會。102歲的時候，他在親友的陪同下去郊區泡溫泉，對一位2歲的小朋友說：「我只比你大一百歲哩。」北京五號線地鐵開通不久，他坐着輪椅親自走了一遍。
著名學者李澤厚說：「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確實，得享期頤高齡的大學者不乏其人（如伽達默爾享年102歲），但是如周有光先生這樣高歲高齡仍在思考寫作者，並世無第二人。他是那樣淡定從容，豁達睿智。對於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來說，擁有這樣一位老人，也是一種文化上的補償吧。
2011年5月，有人將周有光與其夫人張允和的有關文章合為一集，出版了一本書《今日花開又一年》。周有光先生在序言裏稱這本書是「休閑讀物，可以隨手丟開，閉目養神」，「可是，在不經意中看到某個章節的驚人記載，會使你躍忽而起，眼前浮起許多親朋好友的不幸故事。時代過去了。災難也會隨着時代過去嗎？」
筆鋒一轉，他又寫下了詩一樣的話──
「『今日花開又一年』。
年年花開。願今日的花，不是昨日的重複，而是昨日的升華！」
我們相信，在新的一年裏，107歲的老先生仍將續寫傳奇。他的生命之花將不斷升華，璀璨綻放。
（張森根先生對作者提供了極大幫助，謹此表示衷心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