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在大陸冒起於七十年代末，二十來歲就在全國性文藝雜誌刊登小說，八十年代已擔任廣東作協副主席。若不是六四，他在中國體制內的文學生涯應該前途大好。捲入六四，流亡國外，離開了創作中國文學作品的土壤，也失去了發表他的作品的舞台。對孔捷生的文學生涯來說，是不幸；但從中國文學的成果來說，無疑是中國文學的悲哀。
去國時，孔捷生不到四十，屬於不易適應外語境域的尷尬年齡。他和其他流亡的知名文化人，在一些小範圍流傳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雖寫得用心，但讀者狹窄。我偶而讀之，總感到大才小用，虛耗了作者心血。
六年前《蘋果日報》開始出現了孔捷生的雜文，後來成為專欄。孔捷生有幸找到了一個華人社會的廣闊平台，香港讀者更有幸找到了孔捷生。遊走在文藝寫作與社會評論之間，孔捷生寫出了得心應手的文體──雜文；香港讀者更是見識了這種飽含文化底蘊又幽默潑辣的針砭時弊的文章。孔捷生雖離開中國，也不是住在香港，但他在網上跟貼大陸和香港的政情社情。遠觀廬山反而更能看清廬山真面目。他的雜文所秉持的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對當權者永遠置疑的批判角度，對香港既有影響也符合讀者期望。
我與孔捷生在他六年前來港時結識。其後他在香港發表雜文，我大都是第一個讀者。我自己也是年輕時從事文學寫作而最終走上寫社會評論之路的，深知文學修養和文學語言大有助於增加評論文章的可讀性。他在香港的雜文結集出版（書名：《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邀我寫序，略書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