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師門五個跑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實習，我和羅崗被分到《故事會》，分配給我們的任務是拆看讀者來信。
每天都是一麻袋讀者來信，每天都把我看得興致勃勃。《故事會》發行量大，尤其普羅社會的忠實讀者多，這些讀者跟我外婆一樣，讀甚麼都是現實主義態度，所以讀者來信中會有一部份是質疑故事的真實性，或者直接詢問男女主人公的具體下落。不過，在他們自己講過一番道理後，他們常常會隨信附上一篇自己的習作，講的故事卻是更離奇更神魔。
這樣的信讀多了，漸漸地我就有了一種印象，我們的現實主義，其實是很有彈性的。這種彈性，表現在九十年代襄陽路，就是一件愛馬仕上衣，老闆開價八百，最後你八十拿走，他開的價是真的，你出的價也是真的；表現在世紀末的咖啡館，服務生端上一杯「初戀的感覺」，白開水賣四十元，他騙了你，你騙了自己；表現在今天的電影院，《金陵十三釵》一票一百元，既是童叟無欺，也是願者上鈎。後來，當我自己拿起筆寫作的時候，我很熱衷於表現這種彈性，而上海，應該也是全中國最有彈性的地方了。
地下鐵裏，纏綿着偷情的男女，也呆坐着沒話說的夫妻，紅塵滾滾，我說，上海再壞，也沒有人願意離開。過了幾天，收到讀者來信，大意是譴責我小資情調。那個讀者憤怒結尾：上海就是十里洋場！上海好個屁！
那時候我剛寫專欄沒多久，看到這樣的信，一個人走在中山北路，委屈得跟屈原似的，寫個小文章，怡不了情不算，還要遭人罵，甚麼世道！
世道就是這個世道，專欄還要繼續，擦了眼淚，繼續寫。專欄十年，長長短短也收到過很多讀者來信。十年過去，自己感覺也老油條了很多，遇到罵得離譜的，有時也傳給朋友看看，很多讀者看我名字當我男人，罵得葷不拉幾，也就特別逗樂。當然，表揚信也有一些，還有多情多義的女孩也當我男人要約我打乒乓球，搞得我很長一段時間走過學校活動中心，看到裏面打乒乓的總好奇地看看是不是一對男女。
反正，在上海寫專欄，這快樂跟上海的好一樣，被樓下保安看到讚一句，早餐吃了熱粥一樣踏實；那鬧心也跟上海的壞一樣，你再變換也還是印度紅頭阿三，到現在，總還有人調戲我，小資教母！所以，打撲克出的第一張牌很重要。
不過，歲月流逝，多數人都不太能記得自己的第一張牌是甚麼了，我自己也是這樣。可前不久，收到從香港寄出的一個小包裹，打開一看，馬上熱淚盈眶。包裹是何振亞先生的公子寄來的，裏面是何先生生前的剪報，是我剛在《信報》寫專欄時候的稚嫩文章，有些句子還被圈了點了。在那一刻，我被寫作的光榮擊中，在那一刻，像我這樣渺小的寫作者也獲得了重量感。是的，我們寫作，就是為了那眷顧我們的目光，不管他們現在哪裏。
何先生，天堂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