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藏的一張名片上寫着：「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顧問、某某副主席——都是掛名的。」這個沙葉新，既風趣幽默，也耿直倔強；既善良憨厚，也嫉惡如仇，可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
初識沙葉新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當時我剛完成在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師資培訓班的學業。有一天，同學施松楨邀我一起去看話劇《邊疆新苗》的綵排。小施和我一樣是下鄉知識青年，入學前在安徽黃山茶林場勞動。他告訴我，編劇沙葉新為了寫這部戲曾到他們那裏體驗生活，因而成了好朋友。我們在空蕩蕩的劇場裏剛坐定下來，有人就在遠處笑嘻嘻地向小施打招呼。此人體型敦實，身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上架着一副黑邊眼鏡。過了一陣，他坐過來陪着我們看戲聊天。施松楨介紹說，他就是沙葉新。
到了八十年代初，儘管沒有再和沙葉新來往，但他的名字卻如雷貫耳，因為他接連寫的兩部戲都引起了爭議。一部是《陳毅市長》，當時一位市委領導不同意上演這部戲。他認為，寫陳毅老市長是個嚴肅題材。沙葉新卻不吝重墨地去刻劃陳毅的幽默性格，顯然和以往歌頌共產黨人的創作風格不一樣。雖然在他的阻擾下，當時《陳毅市長》沒有正式上演。但不久以後這部戲的劇本不但獲得了「全國優秀劇本創作獎」，還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另一部戲《假如我是真的》，是根據上海發生的一起騙子冒充高幹子弟招搖撞騙的真實案件編寫的，是第一部反映中共幹部特權的話劇。所以頓時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一直鬧到由國家領導人出面表態。其實，這兩部戲，一部歌頌，一部批判，愛和恨是相通的，都出自沙葉新對「文革」後中共幹部能夠真正成為人民公僕的期許。
時間到了1985年，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任職，沙葉新剛出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在討論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會上，我們重逢了，老沙居然還認得出我。那次會上，老沙的發言給我印象很深。他用俏皮的語言道破了阻礙上海文化發展的要害──缺乏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此後，沙葉新就成了我們宣傳部的座上賓。大凡有關文藝政策的討論都能見到他的身影。那些嫉妒沙葉新的人在背後說，他被官方招安了。其實，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沙葉新和我們這些宣傳部裏的年輕人，是因為共同的理念走到了一起。
其間，發生了一樁也許老沙本人至今都沒聽說過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沒有多少人知道的秘密。1986年，宣傳部提名沙葉新出任上海文化局長。在市委最後批准任命前，老沙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以他慣常的幽默筆法提倡：「離經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亂，自由不氾濫。」於是對這項任命就出現了爭議。恰巧這時候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上海。市委領導就去徵求他的意見。胡喬木看過這篇文章後一錘定音：「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當文化局長？」沙葉新與文化局長的頭銜就此失之交臂。不然，他的那張名片上也許會是這樣寫的：「上海文化局長──暫時的。」
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的私人友誼也在與日俱增。只要有話劇上演，老沙一定請我去看戲，並且介紹我認識了許多話劇界的朋友。我明知他對官位不以為然，故意逗他，見面時一口一聲沙院長。尤其在那場風波之後，我們的來往更是頻繁。有段時間，老沙躲在永福路的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招待所寫劇本。那是一項政治任務，為建黨七十周年寫一部電影劇本。他約我去商量在那種政治氣候下該怎麼寫這部戲。我說，中共早期領導人不也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氣，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的青年知識分子嗎？就把他們當成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青年來寫吧。老沙會心一笑，說：「不管寫出來能不能上演，我都會傾注全部心力寫好這部戲。」老沙的戲還沒寫完，我就出國了。他的劇本當然沒有被採用。但不知道他後來發表的得意之作《幸遇先生蔡》是不是源自這部劇本。
在我快要離開美國前，老沙來洛杉磯，我開車陪他遊覽，暢敘別後之情。他說正想寫一部戲《飯桌》，把二十年來目睹的人情世態聚焦在一張飯桌上。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八、九十年代以來的飯局就像二、三十年代老舍的《茶館》一樣重要。我連聲叫好：你筆下的這樣一部劇作必定是傳世之作。可惜不知為何至今仍未見到老沙的《飯桌》面世。今年春上和章詒和大姐相約去上海找老沙聊天，想着見面時一定問個所以然。到了時候，打電話去怎麼也找不到他。過了兩天，老沙從紐約發來調侃我的短信，原來他出國了。
有人說，沙葉新是中國當代最具正義感的劇作家。我看，他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