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連愛珠在筲箕灣賽馬會診所工作。第一天上班，她按下升降機5字樓，身旁就會有很多空位，「大家都避開我」。她是香港愛滋病基金會總幹事，「我只係去返工，你叫病人點算？」她不是愛滋病患者，但18年來，見盡歧視，包括她自己，也曾經如此無知。記者：王家文
今年是香港愛滋病基金會20周年，成立不易。副主席趙曾學韞說，早期缺乏經費，常要「碌爆」友情卡，曾向一名婦產科醫生籌款，他聽見「愛滋病」三個字，立即拒絕，「佢哋自己攞嚟，唔值得幫」。與名醫在診所「炒大鑊」，「我話愛滋病同以前肺癆、麻瘋冇分別」，醫生才被她勸服。
籌款難，教育更難，名媛出馬也難成事。98年，基金會去信八大院校提出辦性教育論壇，只有兩間院校答應，但拒絕他們在校內派安全套，「我哋唔係鼓吹性行為，係要減低危害」。
愛滋病患說受人歧視很凄酸，有苦自知；連愛珠從旁支援，多年來手執照妖鏡，看清是人是鬼。訪問中她說了很多「鬼故事」，沒有冷場。
多年前有對老夫婦，丈夫死於愛滋病，老婦後來肺炎入院，始知受感染，要靠政府接濟，「冇人敢去送飯」。政府求救基金會，連愛珠四出游說，折騰兩個月才有社福機構認頭。第一次送飯，社署和機構各派兩名職員，加上該會兩名員工，6人陪同，送飯員才敢上樓。這頓飯，背脊骨落；老婦只吃了兩、三次，也步丈夫後塵。
也曾遲疑也曾歧視
曾經，連愛珠也是送飯員，在照妖鏡中看見自己做鬼的一面。
91年，她在瑪麗醫院當護士，專責癌病兒童心理輔導。年僅11歲的血友病患者明仔，因輸錯受污染血液而感染愛滋病，學校逼他退學，在瑪麗要獨處一室，「佢好唔開心」。她要接手輔導，因「冇人肯做」，猶豫了一日，因為害怕，「佢係我第一個冇即日去睇嘅病人」。徹夜難眠，翌日她戴上口罩和手套，「插多幾個落袋」，雙重保險，「連掂佢都唔敢」。結果，明仔一眼也沒看過她。
連愛珠後悔至今，「佢教曉我自己幾咁無知」。明仔94年病逝，一直沒學校收留，「香港容不下一個有愛滋病嘅小朋友」，換轉是癌病兒童，便很多人愛護。同年轉職愛滋病基金會，遇上麗晶花園居民抗議興建九龍灣健康中心，這次，賬算到她頭上。
曾遭指罵弄髒地方
中心提供愛滋病門診服務。有次她獲邀參觀，離開時居民手持防火喉、大掃把，她一邊行，他們一邊洗地、掃街，「話我整污糟啲地方」。她永遠記下這一幕，「我只係工作人員，也被罵到狗血淋頭，如果係病人會點？」
連愛珠父親是煙民，死於肺癌。那段非常時期，她常辦講座，教育市民接納愛滋病人，曾有中年漢質疑：「佢哋自己攞嚟衰」。十多年過去，最近連愛珠到浸會大學於珠海的聯合國際學院演講，再遇上相類問題，對方是本港教授，這次葫蘆賣不出藥，「佢始終唔同意」。她不強人所難，要求只得一個，「即使你幫唔到，都唔好加一拳，踢一腳，因為我哋冇任何權利，去批判第二個生命」。
臨別心聲：難忘病人贈藥
訪問分兩次進行，第一次連愛珠從珠海趕回香港，前一晚只睡了3小時；一星期後再見面，她說話聲沙，甲狀腺有毛病，剛照了超聲波，「兩邊都有腫瘤」，未知良性或惡性。26歲那年，她患了甲狀腺癌，大步檻過，這次可能舊病復發，「就算要走都冇遺憾。」
連愛珠小時候的志願是做「小花狗」，「通山跑，自由自在」，給母親和老師「照肺」。預科因病停學一年，高考後直升樹仁大學工商管理二年級，「讀得唔開心，經濟壓力大」，碰上護士學校招募，「有宿舍住，有人工，仲有書讀」，面試才知道是精神科。84年畢業後一直服務病人至今，「回頭一看，原來最得到幫助係我」。
日後投身扶貧工作
她是工作狂，經常出差。有次去印度開會，臨行前有愛滋病人求見，但走不開，病人親身到她辦公室，「佢隻腳有事，行得好辛苦」。病人到來，只是給她一些清毒藥丸，叮囑要小心當地衞生環境，「佢哋要面對咁大痛苦，仍然去關心別人」。
52歲，未婚，連愛珠說工作以外，最需要安靜。任職香港愛滋病基金會18年，在內地見盡貧窮。決定兩年後提早退休，卸任總幹事，「將剩番嘅時間專責做扶貧工作，呢個係我心願」。
20年後的今日，社會對性教育看似開放，愛滋病又有治療方法，連愛珠卻說，教育工作一日比一日困難。
《蘋果》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