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有一部劇本，透過胡適的介紹，而在中國大受注意。那是《國民公敵》。《國民公敵》裏的那個「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斯鐸曼醫生，最為響亮的一句台詞正是──「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胡適很多時候把自己想像成為斯鐸曼醫生，認為自己所談所言正就是攻擊了「大多數人」的「老實話」，所以也就慷慨地準備着要被「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綁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
然而事實是，除了1929年有一小段時間因為寫了〈人權與約法〉等一連串直接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而感受到風聲鶴唳的氣氛之外，胡適一生大部份的時間都不孤獨，更談不上孤立。隨時都有一群人跟隨着他、包圍着他、支持着他。
為甚麼一個自許為「烏鴉」（「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自許不惜要做「國民公敵」的人，竟然反而成為最受歡迎的「啟蒙明星」呢？
察其究竟，原因恐怕在胡適看似極強的意見背後，一直藏着一份包容性極大的胸襟。不少論者喜歡舉1959年胡適在《自由中國》上寫的〈容忍與自由〉為例，看作是胡適老年時在立場上的退卻，甚至有人申論胡適至此已不復年輕時爭取自由的勇氣，反而向當權者乞憐他們的「容忍」，從此也可預見胡適後來在「組黨運動」、以至「雷案」（雷震於1960年以羅織的「匪諜案」罪名被捕）上的退縮。不過重讀《胡適文存》，我們卻可以發現，即使在最為年輕氣盛時，胡適就已經非常強調容忍的重要。許多次在文章中出現「容忍」的字眼時，胡適都還特別附加上英文（他寫成toleration，顯然是tolerance之誤），就是不願人家從中文上望文生義，而錯失了英文裏特定的行為意涵。而且在〈易卜生主義〉文中，他也擅自替易卜生定論說：「易卜生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
1925年，胡適有一封信給陳獨秀，把他的意思講得最清楚。胡適說：「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反不肯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又說：「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的人物……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三十四年之後，在〈容忍與自由〉裏，胡適解釋了他和陳獨秀漸行漸遠的總因，就在陳獨秀主張：「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是個無法「絕對」的人。因為無法「絕對」，總是在容忍的前提下，願意給別人留些餘地，是以他的意見儘管看似激烈，卻常可以贏得不同立場的人的有條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