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規劃香港城市大學藝廊的展覽項目，《明報月刊》的潘耀明提議，大家可以聯手，回家整理一下過去的通信，舉辦個當代文人學者手跡的展覽。他說，自己手中就有不少書信、手稿以及書畫，其他老編輯也收藏了不少。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當編輯，與作者書信往來，都靠手寫，也就留下了不少作者手跡。那時電腦還未流行，更沒有「伊妹兒」傳遞信息，作家進行文學藝術的創作，雖然可以海闊天空，讓想像翱翔在雲端，但是寫作的具體方式，卻和傳統手工藝的匠人一樣，都屬於「手工業勞動」，在稿紙上「爬格子」，一個字一個字的寫。三四十年下來，許多老學者、老作家已經駕鶴西歸，手跡也成為珍貴的墨寶了。現在回頭一看，斯人已去，只留下我們無限的懷念，那麼，隻字片紙都成了喚起記憶的珍貴材料。
大家都說這主意好，就分頭去整理材料。計劃先徵集出版界朋友的收藏，再集合學界的論學信札，初步參與的有潘耀明、蕭滋、陳萬雄、張隆溪及我，都得回家去翻箱倒櫃一番。誰知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以我自己為例，1970年代編過《抖擻學刊》，1980年代編過《九州學刊》，與海內外學者的聯絡全靠書信，接到的來信與稿件實在不少，都收到哪裏去了呢？仔細一想，幾十年來曾經搬家多次，每次都像遭過兵燹，書籍、信札、文稿總是喪失不少，讓人聯想到王羲之的《喪亂帖》，「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從美國搬到香港，因為開學在即，走得匆忙，全靠親友代為收拾家當，把大批中文書刊送給了法拉盛圖書館，有些剪報及文檔都當垃圾處理掉了。運到香港的文檔，則與藏書及其他雜物患難與共，在貨倉中儲存了十年之久，實在不知從何找起。
記得我在1970年代末期回大陸探訪前輩學者，當時正值國內撥亂反正，許多受到政治運動冰封禁錮的文人學者總算回暖，得以喘一口氣，覺得我們這些來自海外的年輕人居然願意撥開歷史的迷霧，千里迢迢前來問候，就對我們特別親切，青眼相加。相處時間一般不長，卻總把我們當作「海外知己」，也就有了接續的書信往來。我從來魯鈍，除了對前輩所託之事必須報告，總覺得不該打擾前輩清聽，很少主動問詢，更沒想到索取墨寶作為紀念。即使如此，還是和老學者如侯外廬、傅衣凌、錢鍾書、鄭天挺、顧廷龍、王毓銓、趙景深等人有過書信往返。更與一些老作家如巴金、沙汀、吳祖光、茹志鵑有所交往，談文論藝，收到過他們手寫的信札。記憶中是好好收存了這些書信手跡，但是，現在要找，卻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回想起來，前輩學人給我寫的墨寶，最有收藏價值的，大概是顧廷龍為我寫的杜甫詩長卷了。可惜在紐約時，還沒經歷搬家之厄，手卷就已從我書櫥之中莫名其妙丟失，讓我偶而生出小人之心，懷疑是哪個親友或者學生順手牽走了。
那一年是1989年，顧老已經八十六歲，應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之邀，首次訪美，隻身一人，探訪美國東部的幾個大圖書館。他的弟子沈津怕老人遠在異鄉，舉目無親，又不諳英語，沒人照料，特別託我擔起照料老人生活起居的重任，安排他住在我家。於是，我就當了一個星期的書童兼司機，早上給顧老煮粥，配點唐人街買的醬瓜、皮蛋、豆腐乳，白天陪同參觀紐約附近各大圖書館的東亞部。沒有外出安排的時候，就請他留在家中看書休息，後來覺得他有點無聊，就問他是否想寫字。顧老很高興，向我要了文房四寶。我那時已經多年不練書法，家中雖有筆墨硯台，卻沒有宣紙，只好四處尋訪，最後只買到了一卷日本書法用紙，好像有個十來米長。顧老看了看，說紙的質地太緊密，勉強可以對付着用。
於是，就問我寫甚麼。我說，杜甫秋興八首，如何？老人家想了想，拿起我書架上的《錢注杜詩》翻了翻，好像還皺了皺眉頭，撇撇嘴，最後說，寫詠懷古跡五首吧。他坐在我的書案前，端端正正開始寫，寫了兩個上午，從「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一直寫到「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每個字都核桃大小，工工整整，襯着皎白的日本紙，顯得墨色如漆，有點耀眼。他的字有顏體風範，但在厚重沉穩之中，別有一種學者的矜持，特別端莊大方，好像余叔岩的唱腔。這幅長卷，我鄭重地收到書櫥裏，還沒能抽空去裱，就糊裏糊塗失蹤了。但願還留存在天壤之間，只要藝術長存就好，至於到了誰的手上，我也不會追究了。
想來傷心，就跟潘耀明說，先展你的收藏吧。我的文人學者手跡，大多數都像顧老寫的杜甫詠懷古跡長卷，只存在記憶之中，展覽卻有點困難，或許以後哪一天也像河圖洛書那樣，重現人間，那時候再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