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買書，學古人在書上鈐一印章，曰某某藏書。有忘年交嗤笑說，你這也算藏書？既非古籍，更不是善本，去去去，多讀些線裝書再談藏書吧。我無言，但買書如故，鈐印如故，渺予小子，到文革前已積攢了數千冊藏書。
文革中，一個破四舊，一個清理階級隊伍，都是要抄家的。我護書心切，遂將所庋藏的吳晗著作近十冊轉移到親戚家中，沒曾想親戚家更不保險，被抄了個精光。親戚跑來通知我這一壞消息時那副氣急敗壞的模樣，至今歷歷在目。文革後，由於閱讀興趣的轉移，我只補購了一冊《朱元璋傳》，不過有時中夜夢回，想想吳氏的《投槍集》還是有再讀的價值的，但偏偏這本書最難找。惡煞臨門之前，我還把朱生豪譯的十二卷本《莎士比亞戲劇集》轉移到一個同學家裏，處身當時的環境，這套書對於我當然比吳晗的著作更重要，因為我有一種預感，這種中世紀式的文化專制會綿亙一段很長的時間，要讀書的話，只能珍惜眼前的藏書了。又是一個沒曾想，同學黯然而來，說你的莎劇昨晚全被抄光了。不是我心眼多，但我老有這麼個想法，是同學或他的家人主動把書交出去的。這套書的零本現在並不難買，但我記不清已購的卷數，到現在仍湊不齊，買重複的倒有好幾冊。
好不容易熬過了十年，可以比較隨心所欲地買書和讀書了。到九十年代初，我的藏書已增加到近萬冊，廣州空置的祖居裏，八個大書櫥和書架滿滿當當地塞了兩三層，擱不下，有的只好暫放在床上。裏面雖然沒甚麼善本，但畢竟是我歷年徘徊冷攤、人棄我撿的所得，也有一些不錯的本子，如民國版錢鍾書的《談藝錄》，周作人編譯的《希臘女詩人薩波》，趙景深譯的《羅亭》，等等，即使不是海內孤本，在今天的淘寶店也是價值不菲的珍罕本了。不消說，每冊我都珍而重之地鈐上藏書印。
二○○五年春節前，我返穗省親，原說好下午就去收拾藏書，該搬的搬，該送人的送人。結果第三個沒曾想又發生了，姪子悄悄走到我跟前，這個平時大大咧咧的半大小子滿體貼地說了一句，伯父，告訴你一個壞消息，你別傷心，你的書前些天被毛賊偷光了。我還記得當時下意識地問了一句：全部？全部。他肯定答道。祖居位於鬧市，絕不荒僻，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過萬冊的書籍竟被洗劫一空。它們躲得過文革的惡煞，卻躲不過盛世的蟲豸，真是人間何世！
年初一，我到廣州東川書城的舊書部，想找自己的藏書，結果一無所得。
半年後，我又到廣州省親，不死心，到東山文化城的一個書攤翻尋。書分兩排插在架上，我搬開第一排，還沒取出第二排，便已窺見幾個熟悉的背影，取出一看，確確實實，正是我那些流散在外的寶貝！藏書印仍赫然在目。《談藝錄》、《古希臘詩人薩波》不出所料蹤迹渺然，好歹還有十來冊雜書。賣書的是個北方漢子，正懶洋洋地靠在一張馬扎上讀英文財經報紙。我掏出名片，把書翻到鈐有藏書印的扉頁，趨前說，先生，你賣的書中有我失竊的本子，你看該怎麼辦？漢子瞅瞅我的名片，再斜眼看看扉頁，噴一口煙回答，這些書是人家上門賣的，賣書的咱不認識，這樣吧，我給你九折。到這會兒，我還有甚麼話可說，只好乖乖掏錢買下自己的書。
一年後，網上掛上一張帖子，說舊書店有馬某人的大量藏書出售，此人看來品味頗高，估計是一家大學的教授，身後家人將所藏舉以出售云。掛帖子的自稱，他已購入十數冊馬某人的藏書。古人說，「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我藏書的目的是自用而不是玩賞，更不是消遣，自然不能像古人那麼豁達，因了這些書的失去，我有起碼有三個寫作計劃胎死腹中。這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