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到1953年之間，余英時以「艾群」（諧音「愛群」）為筆名，在《自由陣線》發表了許多文章。《自由陣線》是當時流亡在香港的獨立知識分子所辦的周刊雜誌，標榜「沒有自由絕無生路，結成陣線才有力量」，強調自由民主，反對獨裁專制。余英時在此發表的文章，主要是探索自由民主在西方歷史傳統的思想來源與承傳，並以歷史潮流發展的史實作為參照，論證中國共產革命的謬誤。他在1953年2月，寫了「論反革命」的文章，以連載的方式，分四次刊登在《自由陣線》，企圖從歷史潮流走向的角度，重新界定甚麼是「革命」，甚麼是「反革命」，釐清當時人們受到意識形態影響而產生的思想混淆。
余英時青年時期的思想論述，涉及政治及社會現實的時候，一貫反對一元化思想模式，傾向於多元開放的文化思維。但在論及歷史發展趨勢的時候，年輕的余英時卻似乎相信歷史潮流有一種理性進步的走向，由蒙昧走向開明。因此，他以為，縱觀歷史的長遠發展，變革反映了進步的趨勢，革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力量。然而，他又指出，在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中，甚麼是革命，甚麼是反革命，甚麼是進步的力量，甚麼是反動的逆流，卻很容易讓人混淆，以至於顛倒黑白：「人們把革命的力量看作是反革命的力量，而把反革命的力量尊為革命的力量。千百萬懷着滿腔革命熱情的智（知）識青年、工人、以及農人們所捨身以赴的革命運動，在歷史的考驗中卻恰恰被證明是反革命的逆流。」這裏說的具體情況，就是晚清五四以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本來是推翻獨裁帝制，追求人民福祉的進步力量，但是，發展到後來，共產黨走了一條極端激烈的道路，使出了最激烈的革命手段，反而回到了獨裁專制，成了「反革命」。問題是，為甚麼大家在參與革命、追求進步與美好願景的過程中，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呢？
余英時的文章重點，就在於探討革命的性質，指出革命在歷史展現中的複雜性，容易讓人受到誤導，使得投身歷史變革其中的人，看不清長遠的方向，沖昏了頭，分不清甚麼是革命，甚麼是反革命。他舉出四個標準，作為辨明真假革命的準繩，並以之解釋顛倒黑白的原因。
第一，「人們通常以『新』與『舊』為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這裏出現的混淆，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質，以為新的就是進步的，舊的就是落伍的。拿新舊作為標準，來衡量是否革命，是否進步，很容易出問題。這種只看表面的思維就會以為，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發展的近代民主主義精神，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傳統，是已經落伍與過時的舊東西。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屬於晚近的新思潮，就成了最時髦的革命理想，當做改革社會的進步力量。中國共產黨把西方傳統的民主稱之為「舊民主」，標榜自己是「新民主」，就製造了一個假象，讓許多求新求進步的知識分子與熱血青年，甚至包括共產黨人自己，惑於「新優於舊」的煙霧，悶頭鑽進共產革命的洪流。
第二，「人們又往往以『激進』與『溫和』為衡量『革命』與『反革命』的尺度。」於是，激烈的、暴動的、打倒一切的、無法無天的、跟現存制度對着幹的，就是革命進步的。反之，溫和的、漸進的、通過協商的、點滴改良的、不肯使用武裝暴力推翻政權的，都是落伍的反革命。
第三，「人們慣於以情感，而不是以理性為判別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以情感為主導，看到一切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就要打倒，就要推翻，也不想想破壞了之後，有沒有可以替代的制度，有沒有可以臨時維持秩序，作為過渡的機制，是拋棄了理性的野蠻盲動行為。能夠激動人心的示威暴動，與軍警發生的肢體衝突，以至於打砸搶的破壞，都是任意恣肆，讓長期受到規管壓抑的情緒，得以噴薄而出，使得參與者得到「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革命快感。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把歷史傳統與社會制度打個稀巴爛，畢竟只是毫無理性的情感發洩，最多有一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悲壯情結。究竟是否改善了人民福祉，是否是進步的表現，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人們習以『主動』與『被動』來劃分革命與反革命的鴻溝。」這是說，人們往往以為主動出擊的就是革命，向社會秩序挑戰就是革命行為，而維持社會秩序就是被動的反革命，就是冥頑不靈的反動派。但是，放到具體的歷史情況中，假如社會制度已經大體上接受民主共識，正在進行社會協商的變革，通過各方社會勢力與階級利益的妥協，逐漸改善民生，化解階級矛盾的時候，為了打倒一切舊勢力而主動出擊，以「不破不立」為理論根據，究竟是革命，還是反革命？
我們可以看出，余英時認為歷史文化是往進步方向發展的，也就以歷史潮流的長期發展作為衡量標準。有理性判斷為據的行為，有利於長遠發展，是真正的革命；沒有理性依據的激烈行為，不利於社會人群福祉的發展，是假的革命行動，是反革命。因此，余英時在中國共產黨大肆宣揚自己是革命政黨，是人類歷史的革命標兵之際，獨排眾議，寫了這篇文章，「把顛倒了的重新顛倒回來」，說共產黨其實是反革命，而捍衞自由民主思想才是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