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1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後，到1975年10月毛澤東病危期間，他通過姚文元要我們陸續標點和注釋了一批大字本送給他閱讀，或者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讀。這批大字本古文，1992年由曾參與此事的劉修明整理，由河北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是1993年的5月，由新華書店發行，書名為《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書末有附錄，記錄了各篇佈置的日期，上送的日期，以及上送的份數，印本的字型大小，哪些篇目曾合訂成冊，每篇都作了標點，大多數篇目都作了注釋和題解。這本書收入的古文有八十六篇，實際上毛提到的不止這個數字。據我所知，這些古文都是他過去曾經閱讀過的。但在晚年自己又重讀，甚至反覆背誦幾遍。有些則根據需要推薦給周邊人看。如要周總理讀《史記．汲鄭列傳》；要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要江青讀《後漢書》中黃瓊與李固的列傳；要姚文元讀《舊五代史．李襲吉傳》。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審視三十多年前的這段往事時，或許還多少能從他挑選出來重讀的篇目中探索出一些值得回味的內容：如毛澤東為甚麼想到要讀這些古文，是甚麼樣的時代背景，他在思考甚麼問題，要從這些古文借鑑或吸取甚麼，以及他思考這些問題時的視角。通過這些篇目，我們或許能看到毛當時的思維脈絡。他推薦某篇古文給某人閱讀，與此人當時所處的地位處境究竟有甚麼聯繫：是寄予希望呢，還是發出警告？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去思索的問題。毛澤東是中共領導人中，最精通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人，他又一直提倡古為今用與洋為中用。我們或許還能從毛澤東重讀古文的過程中，聯繫當時的時代、重大事件以及相關的人物，或許還能得到一點有益的啟迪。
我們重新標點注釋這些古文，並印成大字本給毛澤東閱讀。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到了晚年患有白內障，視力退化了。原來的本子字型太小，看不清楚。還有政治局裏相當一部份領導人也是年過花甲，眼睛老花了，都需要借助大字本來閱讀。在毛澤東書櫥內的一些古書，有的有注釋，有的沒有注釋，要他自己逐字逐句地去查找文章的來歷和引用的典故，就比較困難了。所以，毛澤東要求我們為他想閱讀的古文進行標點注釋和重印。
具體選擇哪些篇章，都是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然後，通過姚文元交到上海承辦。具體地說，毛澤東隨時需要的篇章，姚文元會迅速直接通知我，或在我向他滙報工作的信件上批示給我。然後我再將注釋和重印好的大字本以及我寫的信，通過機要交通專程送到北京姚文元處。最後，他才呈送給毛澤東。這些古文加起來有八十多萬字。重印這八十六篇古文，佈置任務和上送的時間，在我給姚文元的信件上都寫得清清楚楚的。故《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的附錄所記載的日期，都還是有根據的。
毛澤東選擇哪一篇古文來重讀，從未事先透露過他的用意。姚文元也是隱隱約約知道和猜測到毛澤東的一些用意。我也只能根據毛澤東選擇古文的時間，並結合當時國內外的形勢，以及根據毛澤東事前事後的講話，大體上可以知道毛澤東讀這些書的時候，在想些甚麼？他要處理和解決甚麼問題？他要借助這些古文宣洩內心的甚麼情感？當然，也有一些毛澤東讀後的言論，或已經見諸於中共中央檔，或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事後透露出來的。
在我的記憶裏，毛澤東要我們標點、注釋和重印的八十六篇古文，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晉書》等歷史著作中的人物傳記；第二類是論說文和散文；第三類是古典詩詞。
當時我的工作擔子本來就很重，既有上海市委安排我分管的文教系統業務工作，還有市委寫作組的繁重任務。再要完成毛澤東交辦的古文標點和注釋工作，確實感到任務很艱巨。而且，給我的時間又是那麼倉促和緊迫，我只能依靠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的王守稼去組織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一些專家學者，分別標點和注釋這些古文。記得那時參加注釋史著的主要是：復旦大學的譚其驤、陳守實、楊寬、鄒逸麟、王文楚等先生。文學方面的詩詞散文，則依靠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師章培恒、顧易生、王運熙他們。章培恒過去和我一起做過黨務工作，後來在反胡風運動時因保護賈植芳而被整肅，到資料室去坐冷板凳，他在那裏倒能安靜地讀書。跟着劉大杰先生、蔣天樞先生搞中國文學史。後來，他可算是國內文學史方面碩果僅存的專家了，他也已作古了，時間不饒人啊！此外，還有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的許道勛、董進泉、吳乾兌、劉修明等人參加了這項工作。他們主要是奔走於這些老師與印刷廠之間，做組織和校對工作。最後由我和王知常審定文稿後才正式印刷，再送給姚文元呈送給毛澤東。
「四人幫」被捕以後，我也被關押審查了。為毛澤東標點和注釋古文大字本的工作，也曾經成為專案組審查的重點內容。幾經周折，後來因為是為毛澤東工作，所以才沒有理由追究我的責任。劉修明是個有心人，精心保留了這批古文的注釋本。1993年初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印行出版時，劉修明寫了一篇序言，交代了事情的全過程。出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把我和姚文元的名字都隱去了。這也是劉修明與出版人的無奈，我是理解的。但在譚其驤教授的日記中，多少透露了這件事情的過程。所以我剛才先交代一下如何替毛澤東組織標點、注釋這批古文的過程。把來龍去脈說清楚了，才能證明事件的可信度。
毛澤東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豐富知識和獨到見解，早已為史學家讚賞。但有人說毛澤東青年時期生龍活虎，思想新潮，判斷能力很強。進入老年階段後，思想食古不化了，腦筋開始陳舊了，跟不上世界潮流，所以晚年的決策失誤頻繁發生。其實，對此要一分為二，要辯證地去看待。毛澤東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偏愛的人。每逢重大問題時，他不是從西方文化，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吸取養料，尋找啟發他解決問題的答案。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精通，並且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自如，沒有一個人能超過他。毛澤東並非就史論史，而是緊密聯繫實際，以史為鑑，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確實是把歷史用活了。這是他的長處。要處理好中國的問題，不懂得中國的歷史，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不懂得中國的工農大眾是不行的。毛澤東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扭轉乾坤，靠的是他懂得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國情，靠的是中國自己的辦法，使中國人民站起來，成為自己的主人。毛澤東閱讀這些古文，反映了他晚年處理當時所面臨的問題的一些設想，儘管有失誤，這畢竟是中國人民與中共的一個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毛澤東的短處。他面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運用新的思維方式，提出新的應變策略，那就顯得有些不足了。我們當然要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仍然有一個以我為主、如何選擇的問題。可不能反客為主，甚麼都是西方的好，拿美國的尺子來衡量我們的一切，連月亮也是西方的圓。那就錯了，弄不好還會出大亂子，會失敗的。辛亥革命後，照搬西方的模式失敗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照搬蘇聯的模式，也失敗了，才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希望今後不要再重複過去的錯誤，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先，不要因為毛澤東曾經有過失誤，而丟棄他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無論如何，他畢竟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中國傳統文化最傑出的代表。這一點誰也抹煞不了的。是他引導中國人民走出歷史的困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可不能如某些人那樣雙膝發軟，再向西方的霸主們下跪呀！
這八十六篇古文，要我一一細細說來，實在太難了。因為我當年畢竟身在上海，不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中央的活動也沒有參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都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我只能結合幾個專題，有選擇地來講，否則一年半載也講不完。現在重讀這些文章是很容易動感情的，畢竟我是有心臟病的人啊！
從毛重讀這些紀傳過程中所加旁圈及批注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怎麼讀歷史的，他從這些歷史記載中提煉了甚麼內容，這些內容能給我們甚麼樣的啟發。要從這個案例中得到收穫，那就有二個條件，一是要懂得毛讀的那些篇目相關的歷史事件是甚麼回事，你要如毛那樣鑽進古史中去，認真地掌握那一段歷史。二是要知道毛讀那些史傳時的時代背景，毛所面臨的急待處理的問題，毛是怎樣溝通古今之間聯繫的。
我1949年參加中國革命，參加共產黨，從青年時代起始終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的。毛澤東晚年讀那麼多古文，不管是他自己讀，還是要別人讀，都表明了他忠於偉大的祖國，忠於革命的事業，體現了他偉大的革命胸懷。從我個人講，應該把他這種精神告訴大家和後人，才對得起他對我的信任和器重。從我個人講，不管環境如何變化，境遇如何困難，忠誠於毛澤東思想，忠誠於革命事業的心地從未變過，對革命的前途仍抱着樂觀主義的態度，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有的人害怕講毛澤東，宣傳毛澤東思想，為甚麼？因為毛澤東思想為我們的前進道路指明了方向，對我們的未來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這便是我堅持完成和出版這本書的原由，這裏沒有考慮任何個人的得失。
朱永嘉是歷史學者，文革時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羅思鼎」筆名的主要人物。本文由朱永嘉口述，朱紹君整理，明年將由星克爾結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