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葉公超先生曾經用英文評論魯迅說：「Hecan'tevengetlongwithhimself.」意思是說他連跟自己都搞不好，更不必說和別人相處了。而許多當時人的印象，也都覺得魯迅是不容易相處的。魯迅的這種刺蝟特色，有一部份是先天性格使然。例如他對「復仇」這件事格外在意、甚至着迷，在《故事新編》裏最精彩的一篇就是寫子報復仇的「鑄劍」，幾乎單純就是「復仇」抽象概念的化身，而故事結局處已經砍下來的頭顱繼續在沸水中翻滾追逐，完遂復仇任務的奇幻場面，令人永誌難忘。又例如說他一直到死，臨終前的遺言竟然也還是「不寬恕」。不過另一部份，卻有着思想上的緣由。
那就是魯迅雖然也怕寂寞，可是他更怕不孤獨。不孤獨就表示是從眾，被庸眾化了。然而為了維持孤獨而擺出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很多時候又正落入了他自己開出的「缺乏誠與愛」的病理診斷中，坐實了他也是這中國文化大病裏的一顆小膿瘡。他就這樣逃脫不掉被自我的批判意見所拘絆的困擾，時時厭惡着自己，當然也就既和別人處不了，也和自己搞不好了。
魯迅的病理眼光，以及想要用文學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取徑，還產生了另一組衝突矛盾，對他的創作生涯，應該也有頗為深刻的影響。魯迅和同時代其他文學革命同志，在知識背景上有一項重大差異，那就是他雖然也擁有不錯的訓詁、校勘工夫，可是卻對清代樸學那套東西沒有熱情。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甚至在勸說魯迅寫作小說上居功最偉的錢玄同，在精神上對中國文化攻擊不遺餘力，然而他們的學問興趣，卻始終脫不開考證那一路。魯迅則不然。他對書本字句沒有那麼絕對的注意，比較喜歡民間傳統許多非文字形式的東西。就算是文字方面，他也偏好富於想像力、怪誕、超越日常生活領域的神話、小說。他寫幼時回憶，最有感情的是「社戲」、是「五猖會」、是在廢園裏構築自己的想像；他寫《中國小說史略》，特別對唐以前的神話傳說再三致意；他畢生興味於收集各種民俗工藝品。
魯迅大概是五四這輩作家中，想像力最豐富，也最敢於釋放想像力的一個。他能夠把現代小說形式，一下子拉抬到那麼高的水準，絕非偶然。可是也正因為它比其他人都着迷於小說虛構形式的可能性上，他的小說寫來也就勢必比別人的複雜、多層次，具備了閱讀上的高度曖昧性、歧義性。這樣的小說，一來絕對不能作為忠實反映中國國民性的工具，二來也無從傳遞出該如何改革人民精神的明確訊息。魯迅的小說取得了外在於中國國民性的獨特生命，而其內在的曖昧歧義也呼應了魯迅本身的悲觀多疑，自然是不適合拿來戰鬥用的。
魯迅的小說，起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前後寫作時間只有短短的八年。而其前期的「吶喊」，其實也不完全出於魯迅的原意，毋寧是感染了《新青年》的積極氣氛。可是到出第二本小說時，魯迅就「彷徨」了。他寫了一首舊體詩形容自己的蒼茫心境：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