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來香港，蘋果訪問，說起以前在香港教書的往事。
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學染上了毛左的文革幼稚病，余光中來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一上任就遭到一通殺威棒。
為什麼？因為余光中影響力巨大，余光中的中文有氣魄，詩情縱可比杜甫的深遠，又因英國文學的訓練，橫也有幽默雋永的淺趣。中文寫成這般氣象，正如英國的大衞連，可以把電影拍成「沙漠梟雄」這般的視野和氣勢，來到香港，偏偏又說中國的古典和浪漫怎樣好，這樣就觸怒了一伙揮動毛語錄、穿白衫藍褲的香港文藝小赤柬份子。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左派、托派，還有一些不知哪裏鑽出來的末流，都以「批判」余光中為「自我增值」的遊戲。那時我是中學生，看到駡余光中的文字，立論幼稚，文字粗糙，毫無邏輯──這副德性，在許多中國人的基因裏，到今天還沒改─心想：想挑戰余光中，這伙小爬蟲呀，把中文寫得有他十分之一好，再說。
余光中寫了一首「白玉苦瓜」，講故宮博物院的一件翡翠收藏，歌頌中國文化的精緻，左派就駡他，說什麼白玉苦瓜，反動封建的東西。工人階級掄起大鐵槌，把你的白玉苦瓜砸得粉碎。
幸好那時香港有英國人的文明領導，一海之隔的金邊，波布學着毛澤東，把一切美好精麗的事物粉碎，許多詩人、畫家，骨頭都在金邊外的田野當肥料了。
余光中如果沒在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大陸──這一點，余光中的母親很偉大，她帶着兒子輾轉來香港。一個余光中，能逃離大陸，其悲壯處，頂得上一千箱白玉苦瓜之類的故宮珍寶由蔣總統下令運去台灣。余光中來了，他的作品是可讀的，他這個人，是可看的：他的雍容、風度，他說中國話的爾雅敦柔，他的東方坐姿，他的英式含蓄，都是民國風情，跟今日滿坑滿谷的小平頭北京胡同腔的粗聲大氣的中國人不同。民國來了。民國在頌詩。他是最後的民國。余光中之後，你們就永遠看不到，中國曾經有如此的修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