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余英時青年時期發表的文章，得到他本人的提示，知道他擔任《中國學生周報》的創刊主編，在最初三個月撰寫了不署名的社評。按照這條線索，順藤摸瓜，就找到了1952年8月之後的一連串社評文章，如〈負起時代責任〉、〈為爭取學術自由而奮鬥〉、〈我們要求擇業自由〉、〈香港教育的特殊責任〉等。這些文章都有着極為強烈的憂患意識，承繼了中國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同時又吸取了五四以來自由民主的追求，對自己一代年輕人期許甚高。生活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又是英國的殖民地，一個中國青年身處大學求學階段，北望神州，胸懷大志，他是怎麼思考自身的處境，怎麼思考中國的前途，怎麼定位自己學習與追求的目標呢？
余英時認為，雖然馬列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有其價值，但在實際施行中，卻因階級鬥爭而血流成河，因意識形態而毀滅中國文化傳統。因此，他反共還不只是因為階級成份與政治態度而不同，不只是因為意識形態爭辯而相左，更是由於他關心中國人的具體生存處境，關懷中國文化的前途，憂心中國社會的發展。作為一個大學生，他最切身的問題就是教育，關乎自己的成長，也關乎這一代青年的未來，如何能夠活得有意義，如何對中國文化的承續做出貢獻。生活在英國殖民政權之下，如何學習，如何充實自己，如何立定腳跟，找到自己追求的方向？
在〈為爭取學術自由而奮鬥〉這篇文章中，余英時說到，當時香港大學副校長在一場餐會上的演講，提到「大學必須有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絕不應容外在勢力之控制」，讓他深有感慨。副校長是英國人，是在具有數百年學術自由傳統的西方社會培養出來的，很自然就會維護思想自由與教育獨立，或許並沒有甚麼獨具慧眼之處。但是，反觀當時的中國教育界，五四以來所追求的學術自由目標，已經遭到徹底摧毀。在共產黨嚴密控制教育的情況下，大學教授被迫進行「思想改造」，學生被迫接受黨化教育，大學所應該具有的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余英時在這篇文章中，對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特別推崇，與陳寅恪一生標櫫的學術目標遙相呼應，或許就是因為這種信念與心靈的契合，使他後來寫了《讀再生緣》，並且能夠鞭辟入裏，解讀了陳寅恪寓意深藏的詩篇，寫成《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同時不斷增訂，三次結集。
在1952年的時候，中共在香港展開「學生回國升學」運動，余英時就因為中國大陸的教育完全受到政治的支配，沒有獨立的學術氛圍，因此寫了〈回國升學有前途嗎？〉，勸告青年同學不要回國。他說得斬釘截鐵：「中共根本沒有把教育當作為國家民族建樹人才的萬世基業，不過是為了維持其一己的政權而利用青年，蹂躪青年罷了。」說得似乎十分武斷，好像完全抹殺了大陸也有兢兢業業工作的教育人士，但卻有其理據，矛頭指向整個教育體制，認為學術一旦為政治服務，就再也沒有學術自由，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過了半個多世紀，我們回顧中國大學教育經歷的風風雨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摧殘，只能深深感慨，余英時貌似武斷的說法有其深刻的睿見，對中國教育受到政治利用與摧殘，不幸而言中。
既然大陸上沒有學術自由，學生不能發展獨立思考的空間，那麼，在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是否有充份的學術資源與自由思考的空間，便於大學生充份利用呢？年輕的余英時當時聽到一位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說香港，是「介紹英國與西方思想至中國之中心，同時亦為介紹中國思想至西方之中心」，感到自己身處這樣的特殊環境，應該好好發揮其特殊的優勢，寫了〈香港教育的特殊責任〉一文。他完全贊成英國教授提出的「中英文化混合的教育」，但是，仔細思考之後，又覺得香港的教育，在實際運作方面大有缺欠：「很不客氣地說，香港教育對中西文化的介紹實在是貧乏得很。」也就是表面上說得好聽，中西文化都有，而實際上並沒有深入介紹，沒有達到中西文化融合的理想，只不過是華洋雜處而已。因此，他呼籲香港教育當局，要能「多使同學們瞭解一些中西文化的大問題」，也就是要思考文化傳統的存續發展，以及中西文化如何結合的問題。文章結尾說：「僅僅教給同學們一些中文，英文，實用科學等等工具的知識，是絕對不足以適應香港教育的特殊需要的！」寫這篇文章時，余英時只是一個大學生，卻看到了香港大學實際運作中的急功近利弊端，只重視實用知識，不提倡文化思考。余英時早年對香港教育當局的呼籲，不但在當時是港英政府的耳邊風，過了五十多年，香港回歸祖國了，大學教育發展只重實用的特性，卻不幸變本加厲，好像辦職業培訓班一樣，訓練大學生成為沒有思想的高級工具，成為沒有靈魂的賺錢機器，成為有專業知識卻沒有任何文化關懷的行屍走肉。
余先生是在香港成長的知識分子，關懷中國文化的前途，也關懷香港的教育環境，卻遠居海外，寧願老死他鄉，做一個文化遺民，也不肯再度踏足香港這片撫育他成長的土地。我時常想，他為甚麼如此決絕呢？香港教育當局困於體制，「五十年不變」，恐怕已經成了生氣全無的木乃伊，沒有希望了。讀了一個青年學者五十多年前的文章，文化界與學術界的朋友，該如何反躬自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