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棠曾是三○年代著名的現代詩人，雖然在詩壇活躍的日子極為短暫，但他憑着一首長達八百行的史詩〈寶馬〉，便可在詩壇佔有一席之地，學者陸耀東稱他是後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詩人。
孫毓棠一九二五年入南開中學就讀，結識已在南開就讀的曹禺，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九二九年孫毓棠考入清華大學，主修歷史；而曹禺則是從南開大學政治系插班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孫毓棠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發表新詩〈船〉、〈燈〉，為新月派詩人之一。這時他結識清華中文系教授詩人聞一多，聞一多對孫毓棠的詩歌創作影響頗大。一九三三年孫毓棠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任教。一九三五年八月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歷史學部攻讀中國古代史，一九三七年七月肄業於該校文學部大學院。
一九三七年春，東京的部份中國留學生組成「中華留日戲劇協會」，準備排演曹禺的《日出》，但是缺少扮演陳白露這個角色的演員。留日學生中的林一屏與鳳子（封季壬）是復旦大學的同學，他知道鳳子演過陳白露，便代表協會來函邀鳳子赴日參加演出。而就在這次演出中，鳳子認識了孫毓棠。據孫毓棠晚年與友人追述往事：最初似乎是鳳子採取主動，常藉機接近他。他雖然眩於她的亮麗和嫵媚，但並沒有一見鍾情的悸動，不過幾經接觸後，他們還是雙雙落入了情網。鳳子是個活潑外向，生活比較浪漫的女子。孫毓棠曾耳聞許多有關她的緋聞，而且也逐漸知道她熱中政治，是「左聯」的外圍分子，而當時孫毓棠專注於學問，並無意介入政爭的漩渦中。雖然如此，年輕的詩人仍抱持着愛情至上的信念，接納了鳳子，並於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與鳳子在南京悄悄地結為連理。
在抗戰初期，孫毓棠曾輾轉於上海、武漢、桂林等地，最後撤退到了昆明。初在雲南大學教書，當時也在雲大的施蟄存說：「一九三八年，鳳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孫毓棠來到昆明。她倆在雲南大學附近租了三間民房。中間是客廳，東西二間作卧室，鳳子和孫毓棠住在東間，西間讓給獨身的王以中。吳晗也在雲南大學，我和他同住在一個宿舍。孫毓棠搬來之後，吳晗就常去他家打橋牌，每星期總有三四個晚上。有時我也去參加。」孫毓棠後來轉至西南聯大專任講師、副教授，與清華故友共聚一堂，而昆明寧靜宜人的湖光山色，似乎也助長了孫毓棠的詩興，此時他寫了不少詩歌和文藝作品，分別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副刊及《今日評論》上。
在昆明初期孫毓棠和鳳子的生活尚稱美滿。鳳子憑着靈活的交際手腕和出色的容貌，成為山城眾所皆知的人物。但沉寂的山城生活，逐漸使愛熱鬧和掌聲的鳳子感到難耐，為了滿足她的精神生活，孫毓棠也曾嘗試為她撰寫劇本，鼓勵她在舞台上露臉。鳳子加入昆明「聯大劇社」後，曾演出由陳銓導演的《祖國》一劇，轟動一時，這齣戲的舞台設計全出自聞一多之手，孫毓棠則擔任舞台監督。不久為了慶祝戲劇節，孫毓棠等人又商請曹禺搭機由重慶到昆明，導演《原野》一劇。從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起，由鳳子主演的《原野》在昆明正式公演。公演的廣告在昆明幾家報紙登出後，票子很快搶購一空。儘管開場的頭幾天，每天都是大雨滂沱，但仍然天天爆滿。《原野》演到九月三日，共演了九天。但各界觀眾紛紛來信要求繼續演下去。又連續演了七天，在觀眾強烈要求下，又續演了兩天，場場滿座。有一次，觀眾為購票竟與檢票人員打了起來。這次演出的盛況「在雲南話劇運動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鳳子在這次演出中扮演的「金子」獲得空前成功。
學者王次澄說：「但這一切仍不能滿足鳳子的表演慾，當曹禺回返重慶時，鳳子意欲隨往發展其舞台生命，孫毓棠為了成就她的才華，竟然欣然同意了。於此，詩人表現了無私的感情與深愛；但另一方面，詩人也擁有個人的理想和抱負，一時無法丟下自己的學術工作，不料此一別離，似乎就注定了兩人未來分手的命運。鳳子到重慶後，有了更多演出的機會，而且進入了電影界，聲名如日中天。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她與曹禺間的緋聞不斷地傳到孫毓棠的耳裏。一個是自己的妻子，一個是十多年的至交，他的傷痛、難堪與無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孫毓棠打了電報給鳳子，以自己生病為由，要她即刻返回昆明。最後鳳子終於回到孫毓棠的身邊，但見面後，他倆都明白無法再續前緣了，然而他們並沒有立即分手。一九四一年鳳子曾到香港為共產黨工作，一九四二年又輾轉回到桂林，後定居重慶。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之後，他們在平和無爭的情況下，正式辦理離婚手續。」
從那時起，孫毓棠不再寫詩了，當時有人說：「詩人的歌喉瘖啞了」。我們無法確知詩人封筆的真正原因，但愛情的創痛必不無影響。據孫毓棠晚年追憶：與鳳子分手後，他的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十年之後（一九五二年三月）與王務灼女士結合，它才重現光與熱。王務灼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大學時代曾修過孫毓棠的「中國經濟史」，對老師的學識和風範十分仰慕，經過平淡卻真摯的交往後，她終於以身相許，雖然孫毓棠大她有十六歲之多。後來他們的婚姻卻十分美滿，患難與共，老而彌篤。
詩人終究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了，但他對於「文學」還有他的「苦戀」，在他生命臨終時他拒絕了弟子要為他編輯史學文集的請求，卻囑託為他編一本詩集。他特別告訴了他曾用過「唐魚」這個筆名（這是「毓棠」顛倒過來的諧音）發表詩作，可見他對自稱是「半個文學家」的封號還是鍾情無悔。一九九二年弟子為他編輯的詩集《寶馬與漁夫》，終於出版了，但那已是詩人故去的第七個年頭了。詩人寂寞，千古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