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檔案中心，找到了當年（1920年11月7日）與周恩來同船到歐洲留學的李福景的資料後，我順藤摸瓜地去找尋我們土木工程系最早的畢業生。我很快就發現我錯了，因為在早期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港大並沒有「系」的編制。在工學院內，一直是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三位一體的。他們在四年學制的頭三年都上同樣的課程，只是第四年才分專業。所以我要尋找的是工學院最早的畢業生。首先得搞清楚香港大學第一屆學生的畢業年份。
當你走進「校部主樓」（MainBuilding），這座已經列為法定古蹟的香港大學最老的建築物，就會看到大門左側牆上的石板刻着：主樓奠基於1910年3月16日。但這不等於大學在那年就開始招生了，實際上那時，大學還只是在紙上。
檔案中心的張慕貞，給我找來了一本《香港大學校曆1913至1914年》（UniversityofHongKongCalendar1913－1914），這很可能是大學最早的校曆了。我發現這本校曆對了解香港大學的盤古初開歷程很有幫助，因為它記錄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日子和事件。其中，第一屆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由1913年9月1日開始至11月15日結束。而第一屆入學考試在1913年12月15日舉行。
當時的學制是四年。由此推論，香港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不會早於1917年出現。其實不然。因為香港大學是在合併早已存在的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官立技術專科學校的基礎上組建的，儘管與後者的合併最後夭折，那兩所學校的部份學生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在1912年就直接進入了新的大學。所以第一屆畢業生在1916年產生了。他們是誰呢？
張慕貞給我找來了一個標注着「工學院畢業生」（EngineeringGraduates）的白紙皮箱子，裏面裝着香港淪陷被日軍管治之前（至1941年中）的工學院畢業生的學生登記卡。可惜，這份記錄嚴重缺失，其中一些年份根本無迹可察，諸如1916、1918、1919、1923、1928、1932、1940等年份；即使某些年份有記錄，但也是不完全的。
熱心的張慕貞又給我找來了一個標注着「工學院考試成績單」（EngineeringMarkSheets）的白紙皮箱子，裏面按年份用文件夾收集了部份的當年考試結果，有主考教師登記的成績單（各科格式各異）；有主考教師寫給院長的考試成績調整建議（俗稱拉curve）；還有以院長名義正式公佈的考試結果……。就在這個「百寶箱」裏，我終於找到了那份1916年的工學士名單！
那是一份手寫的工學院報告：考試委員會推薦已通過了最後考試的12名學生以頒授工學士學位。
這份名單雖然是手寫的，但在右下方有第一任工學院院長史密斯教授（Prof.C.A.MiddletonSmith）的簽名。
這份名單透露了許多有趣的信息。首先是學生編號，在學生登記卡裏有注冊號和考試號，這裏用的是考試號。其次是學生的姓名，都用英文拼寫，沒有漢字，但顯然都是華人姓名，而且讀出來是本地話音，他們都像是本地學生。接着是名字後面的英文字母，或C或M或E，表示學生的專業，分別是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在首屆工學士當中，土木有7名，機械有2名，電機有3名。最後的是畢業生的榮譽等級。土木工程出了第一個一級榮譽畢業生，名叫FooPingSheung（見名單中第11號），他也是香港大學的第一個一級榮譽畢業生。
FooPingSheung是何方人士呢？他畢業後又去了何處？多謝劉蜀永老師，他在〈早年的傑出港大國內校友〉一文中披露：FooPingSheung就是大名鼎鼎的傅秉常（1896－1965）。
傅秉常是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鎮大同鄉人，他家在當地是一個名門望族。他從小就被送到香港育才書院和聖士提反男中學栽培，在香港大學開辦的第一年就進入了工學院讀土木工程，希望畢業後投身中國新興的鐵路建設。
畢業後的傅秉常卻因為姻親的關係，跨入了清末民初時期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的門下。伍廷芳（1842－1922）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伍廷芳支持辛亥革命，在1912年1月1日民國建立後，先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段祺瑞總理政府的外交總長和代理總理、護法軍政府的外交部部長等。據說民國的英文名稱也是伍先生敲定的。初時各國領事來往公函通稱民國為ChineseRepublic。伍廷芳認為此名不足以表示全中國皆共和，乃公函照會各領事：民國之英文名定為RepublicofChina。1919年，伍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伍任軍政府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和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總統。
初出茅廬的傅秉常又如何攀上權位顯赫的伍廷芳的呢？原來，傅秉常與香港另一名門望族何啟的長子何永乾是大學同班同學（見第一份工學士名單中第18號），又門當戶對地娶了何啟的六女兒為妻。何啟（1859－1914）是香港首名華人執業西醫和第二位華人太平紳士。他為紀念其亡妻雅麗氏，在香港建立了雅麗氏利濟醫院，後來又創辦了香港西醫書院。作為西醫書院首批畢業生之一的孫中山，就是何啟的學生。何啟在西醫書院曾講授外科學、法醫學和生理學。1909年何啟參與籌建香港大學，出任勸捐董事會主席，把他創辦的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香港大學校曆》中有記載何啟對籌建香港大學的貢獻。
而伍廷芳是何啟的姐夫，伍娶了何啟的二姐何妙齡為妻。傅秉常與何家六小姐的婚禮，就是1917年在上海伍廷芳公館裏舉行的，伍廷芳是他們的證婚人。有了這重姻親關係，年輕的傅秉常得以成為伍廷芳的秘書，並在伍的指導下研習法律和政治學。1918年初入仕途，先出任廣州軍政府總務廳印鑄科科長，同年底跟隨連襟兄弟伍廷芳之子伍朝樞（時任軍政府外交次長，娶何啟的二女為妻，亦是何家女婿）從香港赴歐，出席翌年正月揭幕的巴黎和會。
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由南北政府聯合組成。按南二北三，雙方推出代表五人：北方代表為陸徵祥、顧維鈞與施肇基，南方代表為王正廷和伍朝樞。作為代表團秘書的傅秉常目睹了這次和會發生的「山東問題」，列強如何強詞奪理，中國如何軟弱不濟。南方代表雖主張強硬，北方代表卻願意妥協，結果中國成為巴黎和會的敗方，引爆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
在伍廷芳的門下，傅秉常在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和財政部的屬下部門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他從1920年出任財政部和外交部的駐港代表和海南島瓊海關監督，1925年粵海關監督，到1927年財政部關務署署長，步步高升。雖然伍廷芳於1922年去世，傅秉常擔任過孫中山先生的外交秘書，後來又成為了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和孫中山之子孫科的幕僚。胡漢民女兒胡木蘭跟從傅秉常學習攝影，胡漢民亦隨女兒稱呼傅為「師傅」。1928年傅秉常出任國民政府首屆立法院立法委員，兼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協助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民法。
在此之前，即使民國已建立了十多年，北洋政府仍沿用清末伍廷芳等所訂立的大清民法。傅秉常一脈相承他師傅的工作，又響應孫中山之社會改革的要求，主持新民法的制定。為使新法既超邁現實，以求掖導社會之進步，又不過份激進而與現實脫節致無法生效，傅秉常在起草過程中傾盡了心血，也展現出非凡的睿智。舉一例關於妾之地位的立法，可窺點滴。
舊時中國不少富有人家娶妻外還納妾，在民法中如何規定妾之地位？當時爭辯激烈，有主張承認，有堅決反對。傅秉常認為，無論承認與否，立法都極為困難。如果明文規定予以承認，則難登大雅之堂，將為世界各國所竊笑；如果完全否認妾之地位，則社會上納妾事實普遍，法律將何以應付？他為此苦思了兩個星期，理出了解決該難題的兩步思路：一是妾本人之地位，二是妾所生子女之地位。關於後者，國人多有共識，一向視非婚生或私生子女同為骨肉，故立法承認該類子女為家庭之成員爭議較少。關於前者，傅秉常建議加入一項「雖非親屬，而以共同生活為目的者，視為親屬」，以此給予媵妾以家庭成員之地位。傅秉常的智慧演繹，博得胡漢民連聲叫好為「師傅傑作」。
當條文提交到立法院大會討論時，有女委員質疑此項的真正含義，一時氣氛緊張。傅秉常巧以他例來解釋：「中國家庭中往往贍養遠房寡居之伯母、嬸母等，此為我國之良好傳統，允宜保存。」此條通過時，坐在主席台上的胡漢民飛傳紙條給傅大讚：「師傅偷雞」。
為了完善關於媵妾身份的條文，減少新律實施後正室感到不平而發生紛爭，傅秉常又補充了「有效期限」的規定：凡事前同意，事後允許，或已逾一定有效期間者，均不得再行訴訟。
傅秉常起草的中國第一部民法於1930年頒佈實施。他的這一成就，使他在1930年獲母校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這又是另一個第一的榮耀：第一位本校畢業生獲此殊榮。
港大人常以孫中山先生為早年校友為榮。孫先生1923年2月20日回港大演講，成為港大人樂道之事。港大總想把自己與這位偉人聯繫起來，儘管孫中山早在港大成立之前二十年（即1892年）畢業於當時的香港西醫書院。畢業30年後，孫中山才真正踏進了港大的校門，第一句話就說：「我有如遊子歸家（IfeelasthoughIhavereturnedhome）」，簡直暖透了港大人的心窩。
港大人未必知道，孫中山那次能夠回港大，全靠另一位港大人在後面發功，他就是傅秉常。原來當時的香港政府有禁令，阻止孫中山登岸。時任廣東省省長的胡漢民瞬即委任傅秉常為兩廣交涉員，借助他與香港的深厚關係，為孫中山登岸打通門路。
傅秉常通過與他家有世家之誼的兩個香港紳士，周壽臣和羅旭龢，得以拜訪了港督司徒拔爵士。傅秉常向港督力陳香港與廣東合作之必要，因為當時的英國外交部和他們駐北京公使米爾典都持反國民黨態度，而直接管轄香港的英國殖民部，其政策和目標與外交部稍有不同。傅秉常與港督的長談有了好結果，港督對與廣東國民黨合作轉趨熱心，不僅取消了禁令，派人到碼頭迎接孫中山一行，還與孫先生兩次商談港粵合作。「此時期中山先生在港精神上極感愉快」（傅秉常語），孫先生甚至帶着亢奮，以一句「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來結束他在港大的演講。
傅秉常後來活躍於外交，1929年任駐比利時公使，1932年和1941年兩度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蔣介石自任外交部部長）。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國民政府加盟美英蘇同盟國對德意日軸心國宣戰，傅秉常主持了談判和簽訂中美和中英新關係條約。1943年他被蔣介石點將，出任國民政府最後一任駐蘇聯大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令世界版圖重新劃分，中國成為美英與蘇聯競相爭奪之地。駐蘇大使之位，是蔣介石心中的世界棋局的最重要一步棋。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一員，但美英蘇卻背着中國幹着骯髒交易。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集莫斯科，討論「戰後以同盟國為中心設立國際和平機構」的建議時，蘇聯主張把中國排除在宣言的簽署國之外，而美英卻基於他們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堅持四強觀念，必須中國加入簽署。1945年2月美英蘇又達成雅爾塔秘密協議，將一些在中國的特權許諾給蘇聯，作為蘇聯對日作戰的回報，而蔣介石也需要蘇聯介入對日戰爭。傅秉常常駐莫斯科近七年，為蔣介石及時地探知了這些秘密協議和美英蘇的意圖，使蔣介石在列強的夾縫中尋得立足之地。
當獲悉蘇聯在美英的強硬表態下，勉強同意中國加入簽署宣言，但又藉口中國無代表在場，游說蘇美英三國先行簽署時，傅秉常立即電請蔣介石，授權他作為中國代表簽字。蔣翌日覆電批准。1943年10月30日，傅秉常終與美英蘇三國外長，共同在這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四國宣言上簽字，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合國組織最初藍圖的《普遍安全宣言》。蔣介石在1943年11月4日致電傅秉常說：「我國外交地位得由四國協定之簽字而鞏固，是即吾兄之成功，與黨國歷史同其悠久而遠大矣。」
1946年7月，傅秉常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又一次出席了巴黎和平會議。會議分政治、經濟、軍事等五小組，專案討論。傅秉常在五個小組裏都作為中國的「正代表」，連軍事小組也不例外。當時相約五強（美英蘇中法）的代表不得擔任小組主席，只可當選副主席。結果波蘭代表（他是陸軍部長）當選軍事小組主席，而傅秉常竟被法國代表提名並獲投票通過當選為副主席。他感到十分為難，因為軍事小組的各國代表都是軍隊將領或國防部長之流人物，例如英國代表為海軍大臣亞歷山大爵士，蘇聯代表為斯萊文將軍，等等，一個文職官員將如何應對？
在討論限制意大利軍備時，蘇聯與英美辯論激烈，爭持三日，仍無結果。波蘭主席想調和意見，卻被各方痛詆，要他讀懂了議事規則後再來發言。翌日上午休會，下午依例在兩點鐘開會，波蘭主席卻在一點半鐘派遣秘書通知傅秉常代理主席，報稱他突接國內急電，有軍事要務需他親自處理，已登飛機離開法國了。傅秉常錯愕之餘，接手這個燙手山芋，主持了後續的會議。當日下午，各國代表又重複前三天的爭議，繼續爭吵了兩個多小時，直至眾人都精疲力竭了，傅秉常這才站起來說：「已經爭論了四天，猶無結論，但非有結論不可，本人願將各方意見作一總結」。接着，傅秉常把已發表的意見，統計為27提案，去其重複或雷同者，可合併成五類。此五類意見就其大同小異，又可類併成三種，而實際上乃為兩種相反意見，一為英國代表之主張，一為蘇聯代表之提議。如各代表再無新意見提出，可就此兩項提議交付表決。傅秉常的條縷分析得到眾代表悅服，大家贊成表決。於是，傅秉常提議將英國提案付諸表決，蘇聯代表起初反對，認為這是袒護了英方。傅解釋說，表決先後，其實無關重要。因為若英案被否決了，即等於通過了蘇案。表決結果，英案卒獲通過。英國代表前來道謝，蘇聯代表事後並無微詞，美國代表表示欽佩，他驚訝傅秉常竟能將27提案逐步歸納為正反兩案。眾國軍事將領都折服於這位民國最出色的外交家和法律專家。
1949年3月，傅秉常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他從莫斯科返國，取道香港，卻去了法國定居。直到1957年才從巴黎回到台灣。1965年7月29日病逝於台北。
傅秉常以其傳奇的一生，見證了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外交慘敗，親歷了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終以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而屹立東方。
也許今天沒有多少人還記得，傅秉常曾經為中國重新進入強國地位所作的歷史性簽名，他的攝影佳作以民國美女影集為題卻已在網上廣為流傳，影集中的女模特兒大多是他辦公室的女職員。2009年5月，南京總統府西廂房還舉辦了他的攝影圖片展，名為《一位民國外交家眼中的世界》。傅秉常留給後人的還有他編的《最新六法全書》、他寫的《一九四九年日記》和關於他的《傅秉常口述自傳》。
我們今天常把歷史看成黑白色，其實歷史是彩色的。傅秉常就是一位多姿多彩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