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王汎森來電，說要編輯一本余英時先生早年的文錄，問我可否幫他找找余先生早年在香港報章寫的文章。他說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收藏雖富，可惜沒有早期的香港報章，只能靠香港圖書館或個人的收藏來提供，否則余英時早年的思想與言論，由於缺乏文獻證據，就無法說清楚了。他說，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早年在《中國學生周報》上面寫過文章，可是台灣卻沒有這份報章，徒歎奈何，我既然身在香港，就便代為查找一下，感激不盡。
當學生的時候，常聽余先生說起他在《中國學生周報》寫文章的事，覺得文章都已刊出，只要到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圖書館，找找舊日報章雜誌，一定手到擒來，真是小事一樁。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於是，隨口就答應了，說馬上就做。誰知道真的找起來，文章卻都施了隱身法，不見了。圖書館裏是有《中國學生周報》，而且齊全，一份不少。可是，就是找不到一篇署名「余英時」的文章。怎麼辦？趕緊問小思，她可是香港文藝資料的專家，一定知道問題的癥結。小思的回答卻是，她主要蒐集文學方面的資料，不太涉及政治及思想評論方面，因此，余英時早年發表文章的情況，她不太清楚。我也只能推想，余英時當時發表文章，或許用的是筆名，因此，找不到任何真名發表的文章。
最後只好直接打電話給余先生，把前因後果說了，解鈴還須繫鈴人，問他是否用過甚麼筆名？余先生說，那是1950年到1952年間的事，筆名是用過，好幾個呢，只是時過境遷，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用過一個「愛群」。我笑說「熱愛群眾」，聽起來好像跟共產黨搶群眾，他在電話那頭也笑了，說那些文章是「少作」，現在沒甚麼看頭。我問他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用過筆名嗎？他想了一想，說當時寫的文章，好像都沒署名，不過，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創刊主編，前三個月的社評文章是他寫的。
有了這條線索，就好找多了。《中國學生周報》現在已經數碼化，方便檢索，一找就找出了1952年7月25日的創刊號，上面有一篇創刊詞。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負起時代責任！〉，寫得氣勢磅礡，很有傳統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看來就是出自余英時的手筆。當然，也有可能是創刊的幾個人合計之後的集體共識，卻無論如何，一定經過創刊主編之手，也一定反映了余先生當時的看法。文章一開頭就說：「人類文明正面臨着空前的危機，中國文化已遭受到徹底的破壞；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學生面對着這股歷史的逆流，實在無法再緘默了。」義正辭嚴，語氣激昂，很有五四以來學生運動背負時代精神的氣勢，讓人聯想到抗戰前「一二九運動」青年學生宣言所說的「華北雖大，卻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青年學生面對共產主義席捲中國的「歷史的逆流」，要起來反抗，要捍衞自由與民主。
文章第一段充滿了激情，呼籲青年人要站出來，為真理正義而奮鬥。第二段卻語風一轉，以沉痛的口吻，總結歷史教訓，對革命的激情做了冷峻的理性批判：「『五四』以來，中國學生對於國家確已貢獻了不少的力量；曾以高度的熱情，天真的嚮往，純潔的動機，力求國家的復興。但是，這些都失敗了，這些不僅未能主動地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反而被野心政客利用作政治工具，間接地助長了中國的苦難。」也就是一種自警，不能因為主觀動機的純潔與天真，被熱情沖昏了頭，為了美好的願望，為了烏托邦的理想，為了「黃金未來」的虛無縹緲天堂，把整個世界打翻，把有血有肉、有痛苦也有歡樂的活人出賣給魔鬼。
文章第三段，充滿了自責，要我們青年人認真反思熱情與理性的關係，必須找到一個平衡，否則美好的願望可能因為盲從，而走向苦難的深淵：「我們今日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不能不承認是我們的熱情過份衝動，沒有經過理智的疏導；我們的嚮往過份天真，不能明辨善惡真偽；我們的動機雖然純潔，未能掌握原則，堅持到底；以致目前的現實與理想脫節，甚至背道而馳。」
創刊詞雖然沒談政治，但是，文章的後半段卻呼籲青年人思考，並且明確提出，現代的青年要「不受任何黨派的干擾，不為任何政客所利用」，強調「獨立自主」，強調「自由意志」，要發揮個人的智慧，溝通中西文化，逐漸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識，「替未來的中國摸索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來」。隱含的意思也清楚：這是一條長遠的道路，急不來的。
從這篇文章可見，余英時在大學時代，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他追索中國文化出路的方向，清楚知道「路修遠以多艱兮」，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魯迅心境很相近，知道中國的希望不在政治的變革，而在文化的轉型。不在醫人之命，而在醫人之心。
余先生現在已經步入爐火純青的老境，對於「少作」十分謙遜，說沒有看頭。我捧讀再三，覺得充滿了看頭，而且也希望現在的青年都看看，都能獨立思考，都能堅持不懈，不要被眼前的小利小益與小恩小惠所蒙蔽了。大家都能沉住氣，即使是「摸着石頭過河」，也要參照世界先進的規模與經驗，要有反思的能力，不被人牽着鼻子走，那麼，中國文化與國家的前途還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