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文章〈這樣的戰士〉中有這麼一段話：
「要有這樣的一個戰士──……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事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魯迅向來多疑，因為他永遠懷疑表面上得到的只是假象，只是敵人暫時的退卻，甚至是敵人故意為解除戰鬥者的武裝而設下的陷阱，用點頭贊成來讓猛士無所用其力。經歷過對於辛亥革命的憧憬與徹底失望，更讓他懷疑任何改革可能獲致真正的影響，不會在下一刻就被復辟推翻，或湧入一堆像阿Q那樣的庸眾，迫其旦夕間變質。
多疑與多憂，使得魯迅寫下一篇講「打落水狗」的雜文〈論「費厄波賴」應該緩行〉。這篇文章中，魯迅大膽地反對林語堂在《語絲》雜誌上介紹的fairplay觀念，反而強調不能手軟，「倘是咬人的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牠在岸上或在水中。」之所以要「打落水狗」，不顧君子競爭風度，正就是因為革命的反對者不是君子，他們失勢了會裝出可憐兮兮的樣子，可是一旦得了權反動起來，他們是不會對老實人手軟，該「投井下石」就「投井下石」。
魯迅在文中特別提到他同鄉的革命前輩秋瑾，因被告密而送了性命，民國成立之後都督王金發逮住了告密者，後來因一念之仁，把這人放走了，結果幾年後「二次革命」失敗，王金發自己卻又害在這位告密者的手裏，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這故事顯然給魯迅很大的震撼。
「打落水狗說」一出，四處譏評聲紛起，尤其是與西方文化較為接近的年輕新派人士，比被魯迅視為「落水狗」的保守人物，反應還要激烈。林語堂還畫了一張「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來嘲笑魯迅。然而此文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兩個月後發生了段祺瑞政府槍擊請願學生的慘案，林語堂於是新作「打狗釋疑」，改了態度說：「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現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的經過使我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打落水裏面而又從而打之』之話。」
魯迅參加新文化運動時，已經是個閱歷充份的中年人了，和青年輩的心態大大不同。胡適他們一開始參與運動立刻就引發風潮，心情是激動的，雖然痛恨中國之落伍不振，然而卻也深信自己負有責任、也有能力扭轉局勢；魯迅卻是在寫作一鳴驚人的《狂人日記》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他自己一套獨特而成熟的文明觀。這套文明觀的核心，就是《吶喊．自序》裏記載，他對錢玄同所說的「鐵屋寓言」：中國是「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就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魯迅不相信中國這座鐵屋可以打破，就像他不相信會咬人的狗落到水中就會變得不咬人一樣。年輕輩和他一樣感覺到鐵屋中的窒息，但他們要奮起打破鐵屋，相信鐵屋是可以打破的。魯迅的悲觀，因而在那個時代如此獨特，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因而如此陰鬱且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