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運:胡適秘藏信札裏的陳源 - 周運

周運:胡適秘藏信札裏的陳源 - 周運

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全42冊,主要影印了胡適留在大陸並藏於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這批文稿、書信和電報,成為研究胡適和民國文化史的重要文獻。其中收900餘位近代名人給胡適的信函5,400餘封,而第35冊裏陳源寫給胡適的28通信札,研讀起來有不少發現。陳源(1896-1970),字通伯,筆名西瀅。陳源信裏沒標年份,只有月日,而《胡適遺稿》考訂不精,繫年錯誤不少,還有遺漏的情況發生,其中一封陳源的信,後面的部份不見了,因為沒有落款,語氣上也未完。這都給考證具體年份留下些障礙。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是《胡適遺稿》、《胡適之年譜長編》、《胡適日記》和《陳源傳記資料》。

翻譯事業

1931年12月24日信說,葉公超也高興譯《傲慢與偏見》,可凌叔華已經在譯,譯了萬餘字。暑假在北平胡適勸他們動手翻譯,而陳源因為講課教了好幾遍,他也想譯。只因凌叔華要譯,只好讓她了。請葉另換一本,如果有三個人譯,兩年內可以把奧斯丁的書全譯出來。凌叔華給胡適信裏也說已致函葉公超,請他「割愛」。她大約譯了一半,沒敢告訴別人。又說胡適讓她代問陳源的事(指胡適主持的中華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胡適希望交由陳源來負責),陳源說「你當然比他更合適」。(12月28日信)陳源在信中也對胡適說,「這件事只有你做最好,最相宜,最勝任,只有你才做得下來。」「對於翻譯我比較感到興趣。所以很久我對叔華說過,要是學校有甚麼風潮,學生不想讀書,我打算換一換活動,不教書了。我打算關起門來,專門給你譯書去。」然後給胡適介紹了兩個譯者:石民和徐仲年。石民是北大英文系17年的畢業生,與馮文炳同級,畢業後在《北新》雜誌當編輯。他苦心孤詣譯出波德萊爾散文詩《巴黎之煩惱》和近代詩人選譯集《他人的酒盅》,譯筆不壞,但錯誤很多,需要有專人指導,將來會是一個翻譯好手。後面附有石民的譯書計劃:莎劇六部,賽凡提斯《唐吉珂德》、歌德《威廉.邁斯特》、卡萊爾的《舊衣新裁》、雨果《悲慘世界》、哈代《德伯家的苔絲》(陳源下面注:此書(聞)一多曾譯過幾章,最好勸他譯下去)。
徐仲年是陳源的表侄,在法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法文很好,巴黎幾個著名的文學雜誌都登過他的作品。《法國信使》(MercuredeFrance)登有他的「紅樓學述」,《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RevueFrancaise)有他的「中國文學通訊」。而譯筆如何,陳源說不曾見過,他讓徐寄些譯稿給胡適看。徐現在給《新月》譯莫里亞克(FrancoisMauriac)的《給麻風病人的吻》(LeBaiseraulepreux)和《命運》(Destins),他打算給基金會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另開了極長的書單,因為太長,就不寄給胡適了。還說如果胡適到上海,可以和他們會面。
當時中華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編譯會成立於1930年,胡適任主任委員。陳源、聞一多、趙元任、梁實秋、陳寅恪、傅斯年等受聘委員。胡適草擬的「編譯計劃」說:「編譯主旨:無論是一個時代,或是一個國家,各選譯最好的歷史一種或幾種,並選譯可以代表那時代或那國家的思想文藝作品若干種,使我們對於那時代或那國家的文化可以有明瞭的瞭解。」看來有一個通盤的考量和宏大的翻譯計劃,而給出的「譯費:約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也是很高,非一般商業出版社可比。很多譯者因為給編譯會做翻譯過起很闊綽的生活。友人王丁說:「熊偉先生曾經聊過他家裏那段時間供他很充足,『一桌酒席也不過一元』,我問酒席是甚麼概念,他答:『應有盡有,十個人吃嘛』。」這個能給大約同時的稿酬標準提供個比價參照。

1930年10月19日胡適在歐美同學會邀丁文江、陳寅恪、傅斯年、趙元任等委員會同人聚餐,胡適開列了格羅特的《希臘史》,蒙森、吉本的《羅馬史》,格林等翻譯作品名單,對於前四人大家沒有異詞,對於其他書則不認可,陳寅恪說「前四人懸格過高,餘人則降格到教科書了」。

12月23日胡適給梁實秋信中,談了葉公超擬訂的翻譯書目,商量請梁、陳、葉等用五到十年時間翻譯《莎翁全集》,給最高的報酬。在1931年2月25日胡適給梁、聞的信中提到翻譯全集的具體安排,由陳源他們組成翻譯全集委員會,陳源負責翻譯《皆大歡喜》一劇,而陳推辭,說可以當校對,這樣他就推薦石民翻譯莎劇,石民書單裏赫然就有這部。其餘幾部,與徐志摩、葉公超、梁實秋、聞一多等負責翻譯的劇本都沒有重疊,看來是參考陳源意見擬的。陳寅恪也給胡適推薦了錢稻孫翻譯《源氏物語》、浦江清翻譯奧維德《變形記》、朱延豐翻譯西洋史。後來徐於空難中撒手西去,葉、聞皆志不在此,只有梁一人堅持下來。
1932年3月24日陳源信,請胡適按前議每月送150元給凌叔華,說這方法可以催促他自己不斷譯書,《愛瑪》譯了兩萬多字,一年內可以譯完,約30多萬字。他談到自己的翻譯方法是先譯出整部書初稿,再細細修改一次,請人抄好,再修改一次,方可交卷。「第一次的初稿不能作數。修改須在譯完後,至少在譯成半部後,因為那時的思想筆墨才能透入原文,比較的打成一片。」
1932年7月1日中華教育文化基會第八次年會,胡適主持編譯委員會,報告說譯者約30人,譯出不下300萬稿子,可因為商務印書館遭劫難,所以未能付印。分自然科學、文史兩組。文史組譯成的有:歷史類,《羅馬帝國衰亡史》譯出5冊,約120萬字(按:承張治兄告知是伍光建翻譯的);文學類,周作人譯《希臘擬曲》12種、梁實秋譯《哈姆雷特》、熊適逸(式一)譯J.M.Barrie戲劇二十種(熊後來回憶說他翻譯了百萬字譯稿,都因戰亂而遺失)。另有西方中國學研究著作的翻譯。抗戰以後編譯會工作全部停頓,譯稿也散失殆盡,這項龐大的文化翻譯事業就這樣告終,但餘波蕩漾,影響深遠。

外交生涯

陳源到倫敦負責中英文化協會後,在1944年7月31日信說,「研究中國學問,在美比中國方便,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各大學收藏的中國書之豐富為世界少有,而大英博物館因為疏散書無法取用,牛津、劍橋的書也不完備,近三十年出的書根本沒有。」他從倫敦到劍橋,與劍橋夏倫(GustavHaloun)教授結識。夏倫此前在哥廷根大學任教,歐戰開始那年來英,說他在德國收集的書,這裏都找不到,一部份工作因而無法進行。英國漢學者極少,那個韋利(ArthurWaley)從沒來過東方,還不願來,說怕打破對中國的想像。然後跟胡彙報了顧維鈞、葉公超、蕭乾、熊式一、蔣彝、崔驥等人的近況。
下面這封寫於1946年3月21日,陳源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他說陳寅恪在英醫目疾,已無痊癒希望,決計返國,因醫囑不宜坐飛機,只有乘船回國。設法找了一船,可要經過紐約,從巴拿馬運河回華,「陳寅恪很怕美國海關檢查時不講理,把他的眼疾當沙眼予以拘留或隔離。」所以陳源請胡適托紐約領事館人去照料。而且朱家驊滙來給陳寅恪看病的醫藥費千元美金,中央銀行卻把滙款改為了英鎊。請改滙美金還未見答覆,陳寅恪也等不及了。陳源托胡適從教科文組織款項下取千元,由使館人員交陳寅恪。後來都按陳源的安排順利進行。
1946年4月1日的信問胡適可否離劍橋(哈佛大學所在地,現譯坎布里奇)到西美一行,牛津大學希臘語欽定講座教授道茲(E.R.Dodds)月內去美,調查美國的遠東研究,對以後英國的東方學術研究或有建白。陳源跟道茲說胡適、趙元任和楊振聲三人不可不見。道茲說,胡適過去來英時,曾在他家住過一晚,故是熟人。
這些通信可以見出陳源和胡適的同道情誼與忠於謀國。
陳祚龍回憶說,在牛津時,Radhakrishnan於集賢院(AllSoulsCollege)話舊,一再講陳源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中如何維護祖國利益,對侮辱中華文化的外國代表加以痛斥,一再表示他敬佩陳的學識,竟比他敬佩的胡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德孝騫在旁聽了也連連點頭說:「……陳教授確乎是學識淵博,值得我們敬仰。」薛光回憶說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教科文組織第十次大會,陳源和馮友蘭在Ashoka賓館本部電梯裏遭遇,陳源叫「芝生、芝生」,馮不但沒回答,還把頭低下。陳源第二次叫:「芝生,怎麼啦?」電梯着地,馮疾步而出,陳源後面連聲說:「可惜、可惜!」鼎革之際,摯友殊途,能不慨然。

錢穆在〈我和陳通伯先生〉一文裏惋惜和陳源相識太晚,並對陳源《西瀅閒話》下面這句話特表而出之:「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自然是要親近的,人生是要觀察的,生活是要經驗的,同時,書也是要讀的。」這也是他一生實踐的總結。道德文章,斯人為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