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全42冊，主要影印了胡適留在大陸並藏於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這批文稿、書信和電報，成為研究胡適和民國文化史的重要文獻。其中收900餘位近代名人給胡適的信函5,400餘封，而第35冊裏陳源寫給胡適的28通信札，研讀起來有不少發現。陳源（1896－1970），字通伯，筆名西瀅。陳源信裏沒標年份，只有月日，而《胡適遺稿》考訂不精，繫年錯誤不少，還有遺漏的情況發生，其中一封陳源的信，後面的部份不見了，因為沒有落款，語氣上也未完。這都給考證具體年份留下些障礙。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是《胡適遺稿》、《胡適之年譜長編》、《胡適日記》和《陳源傳記資料》。
翻譯事業
1931年12月24日信說，葉公超也高興譯《傲慢與偏見》，可凌叔華已經在譯，譯了萬餘字。暑假在北平胡適勸他們動手翻譯，而陳源因為講課教了好幾遍，他也想譯。只因凌叔華要譯，只好讓她了。請葉另換一本，如果有三個人譯，兩年內可以把奧斯丁的書全譯出來。凌叔華給胡適信裏也說已致函葉公超，請他「割愛」。她大約譯了一半，沒敢告訴別人。又說胡適讓她代問陳源的事（指胡適主持的中華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胡適希望交由陳源來負責），陳源說「你當然比他更合適」。（12月28日信）陳源在信中也對胡適說，「這件事只有你做最好，最相宜，最勝任，只有你才做得下來。」「對於翻譯我比較感到興趣。所以很久我對叔華說過，要是學校有甚麼風潮，學生不想讀書，我打算換一換活動，不教書了。我打算關起門來，專門給你譯書去。」然後給胡適介紹了兩個譯者：石民和徐仲年。石民是北大英文系17年的畢業生，與馮文炳同級，畢業後在《北新》雜誌當編輯。他苦心孤詣譯出波德萊爾散文詩《巴黎之煩惱》和近代詩人選譯集《他人的酒盅》，譯筆不壞，但錯誤很多，需要有專人指導，將來會是一個翻譯好手。後面附有石民的譯書計劃：莎劇六部，賽凡提斯《唐吉珂德》、歌德《威廉．邁斯特》、卡萊爾的《舊衣新裁》、雨果《悲慘世界》、哈代《德伯家的苔絲》（陳源下面注：此書（聞）一多曾譯過幾章，最好勸他譯下去）。
徐仲年是陳源的表侄，在法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法文很好，巴黎幾個著名的文學雜誌都登過他的作品。《法國信使》（MercuredeFrance）登有他的「紅樓學述」，《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RevueFrancaise）有他的「中國文學通訊」。而譯筆如何，陳源說不曾見過，他讓徐寄些譯稿給胡適看。徐現在給《新月》譯莫里亞克（FrancoisMauriac）的《給麻風病人的吻》（LeBaiseraulepreux）和《命運》（Destins），他打算給基金會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另開了極長的書單，因為太長，就不寄給胡適了。還說如果胡適到上海，可以和他們會面。
當時中華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編譯會成立於1930年，胡適任主任委員。陳源、聞一多、趙元任、梁實秋、陳寅恪、傅斯年等受聘委員。胡適草擬的「編譯計劃」說：「編譯主旨：無論是一個時代，或是一個國家，各選譯最好的歷史一種或幾種，並選譯可以代表那時代或那國家的思想文藝作品若干種，使我們對於那時代或那國家的文化可以有明瞭的瞭解。」看來有一個通盤的考量和宏大的翻譯計劃，而給出的「譯費：約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也是很高，非一般商業出版社可比。很多譯者因為給編譯會做翻譯過起很闊綽的生活。友人王丁說：「熊偉先生曾經聊過他家裏那段時間供他很充足，『一桌酒席也不過一元』，我問酒席是甚麼概念，他答：『應有盡有，十個人吃嘛』。」這個能給大約同時的稿酬標準提供個比價參照。
1930年10月19日胡適在歐美同學會邀丁文江、陳寅恪、傅斯年、趙元任等委員會同人聚餐，胡適開列了格羅特的《希臘史》，蒙森、吉本的《羅馬史》，格林等翻譯作品名單，對於前四人大家沒有異詞，對於其他書則不認可，陳寅恪說「前四人懸格過高，餘人則降格到教科書了」。
12月23日胡適給梁實秋信中，談了葉公超擬訂的翻譯書目，商量請梁、陳、葉等用五到十年時間翻譯《莎翁全集》，給最高的報酬。在1931年2月25日胡適給梁、聞的信中提到翻譯全集的具體安排，由陳源他們組成翻譯全集委員會，陳源負責翻譯《皆大歡喜》一劇，而陳推辭，說可以當校對，這樣他就推薦石民翻譯莎劇，石民書單裏赫然就有這部。其餘幾部，與徐志摩、葉公超、梁實秋、聞一多等負責翻譯的劇本都沒有重疊，看來是參考陳源意見擬的。陳寅恪也給胡適推薦了錢稻孫翻譯《源氏物語》、浦江清翻譯奧維德《變形記》、朱延豐翻譯西洋史。後來徐於空難中撒手西去，葉、聞皆志不在此，只有梁一人堅持下來。
1932年3月24日陳源信，請胡適按前議每月送150元給凌叔華，說這方法可以催促他自己不斷譯書，《愛瑪》譯了兩萬多字，一年內可以譯完，約30多萬字。他談到自己的翻譯方法是先譯出整部書初稿，再細細修改一次，請人抄好，再修改一次，方可交卷。「第一次的初稿不能作數。修改須在譯完後，至少在譯成半部後，因為那時的思想筆墨才能透入原文，比較的打成一片。」
1932年7月1日中華教育文化基會第八次年會，胡適主持編譯委員會，報告說譯者約30人，譯出不下300萬稿子，可因為商務印書館遭劫難，所以未能付印。分自然科學、文史兩組。文史組譯成的有：歷史類，《羅馬帝國衰亡史》譯出5冊，約120萬字（按：承張治兄告知是伍光建翻譯的）；文學類，周作人譯《希臘擬曲》12種、梁實秋譯《哈姆雷特》、熊適逸（式一）譯J.M.Barrie戲劇二十種（熊後來回憶說他翻譯了百萬字譯稿，都因戰亂而遺失）。另有西方中國學研究著作的翻譯。抗戰以後編譯會工作全部停頓，譯稿也散失殆盡，這項龐大的文化翻譯事業就這樣告終，但餘波蕩漾，影響深遠。
外交生涯
陳源到倫敦負責中英文化協會後，在1944年7月31日信說，「研究中國學問，在美比中國方便，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各大學收藏的中國書之豐富為世界少有，而大英博物館因為疏散書無法取用，牛津、劍橋的書也不完備，近三十年出的書根本沒有。」他從倫敦到劍橋，與劍橋夏倫（GustavHaloun）教授結識。夏倫此前在哥廷根大學任教，歐戰開始那年來英，說他在德國收集的書，這裏都找不到，一部份工作因而無法進行。英國漢學者極少，那個韋利（ArthurWaley）從沒來過東方，還不願來，說怕打破對中國的想像。然後跟胡彙報了顧維鈞、葉公超、蕭乾、熊式一、蔣彝、崔驥等人的近況。
下面這封寫於1946年3月21日，陳源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他說陳寅恪在英醫目疾，已無痊癒希望，決計返國，因醫囑不宜坐飛機，只有乘船回國。設法找了一船，可要經過紐約，從巴拿馬運河回華，「陳寅恪很怕美國海關檢查時不講理，把他的眼疾當沙眼予以拘留或隔離。」所以陳源請胡適托紐約領事館人去照料。而且朱家驊滙來給陳寅恪看病的醫藥費千元美金，中央銀行卻把滙款改為了英鎊。請改滙美金還未見答覆，陳寅恪也等不及了。陳源托胡適從教科文組織款項下取千元，由使館人員交陳寅恪。後來都按陳源的安排順利進行。
1946年4月1日的信問胡適可否離劍橋（哈佛大學所在地，現譯坎布里奇）到西美一行，牛津大學希臘語欽定講座教授道茲（E.R.Dodds）月內去美，調查美國的遠東研究，對以後英國的東方學術研究或有建白。陳源跟道茲說胡適、趙元任和楊振聲三人不可不見。道茲說，胡適過去來英時，曾在他家住過一晚，故是熟人。
這些通信可以見出陳源和胡適的同道情誼與忠於謀國。
陳祚龍回憶說，在牛津時，Radhakrishnan於集賢院（AllSoulsCollege）話舊，一再講陳源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中如何維護祖國利益，對侮辱中華文化的外國代表加以痛斥，一再表示他敬佩陳的學識，竟比他敬佩的胡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德孝騫在旁聽了也連連點頭說：「……陳教授確乎是學識淵博，值得我們敬仰。」薛光回憶說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教科文組織第十次大會，陳源和馮友蘭在Ashoka賓館本部電梯裏遭遇，陳源叫「芝生、芝生」，馮不但沒回答，還把頭低下。陳源第二次叫：「芝生，怎麼啦？」電梯着地，馮疾步而出，陳源後面連聲說：「可惜、可惜！」鼎革之際，摯友殊途，能不慨然。
錢穆在〈我和陳通伯先生〉一文裏惋惜和陳源相識太晚，並對陳源《西瀅閒話》下面這句話特表而出之：「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自然是要親近的，人生是要觀察的，生活是要經驗的，同時，書也是要讀的。」這也是他一生實踐的總結。道德文章，斯人為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