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英年的「感情缺失」，想到香港的缺失。香港缺失了什麼？香港缺「精」。
「精」者，精神，精英。
精神和精英是關聯的，必先有精神，然後出精英。這兩樣東西，求之可以很難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比如上世紀七十年代，陶傑在香港讀中學，暑假打暑期工，在上環一家包伙食公司送外賣。飯菜層層叠叠裝在銻盤裏，外面用布包緊紥牢，沉重而巨大，電車不准上，只有在烈日之下，沿着電車路徒步而行，送一趟，渾身濕透。送一個暑假，天天濕透。
及後他去英國讀大學，課餘洗碟子，做修路工，苦頭吃了不少，人生收穫豐盛。
這便是一種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存在的香港精神，產生了許多香港精英。這其中，唐英年無份。
今天，香港失業率百分之三點幾，但茶餐廳想請一個伙計都找不到人。當一個社會風和日麗得連「失業」都不一定令人焦慮的時候，這個地方也就缺失精神了。
一個地方連精神都缺失之後，這個地方的人，其實已不知道何謂真正的「缺失」。於是便在好日子裏挑骨頭，便這也不好，那也不夠，瑣瑣碎碎，絮絮叨叨，官像出氣袋，民如受氣包。這個地方極需精英，但你又怎能指望這地方再有精英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