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魯迅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叫〈摩羅詩力說〉的論文。文中一則確立文學的巨大力量，可以「啟人生之閎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二則申言文學要能改造精神，靠的就是少數叛逆既有秩序、「不為順世和樂之音」的「摩羅詩人」。「摩羅詩人」是精神界的戰士，「剛健不撓，抱誠守真」，更重要的是「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一般認為，這是魯迅一生終極關懷的萌芽，並且也就已經預見了這種角色的孤獨命運。
〈摩羅詩力說〉本來是為魯迅想辦的一份刊物《新生》而寫的。然而在窮蹇的條件迫促下，這份雜誌終究流產了。隨帶一起流產的，還有魯迅的「摩羅詩人夢」。整整十年的時間，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幾乎沒有任何文學創作的活動。先是在杭州、紹興兩地當老師，教的卻是生理、化學的課程，後來又應蔡元培之邀，進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當個不大不小的僉事。不大，無法發揮全力推動實務；不小，卻又讓他看盡了官僚的醜陋積習。閒暇時他就玩索書目、校書、鈔古碑、讀佛經。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受錢玄同刺激寫出〈狂人日記〉刊登在《新青年》上，一炮而紅。
回首這荒蕪十年，難怪魯迅在小說集《吶喊》書前〈自序〉中，一開頭就滿懷滄桑地說：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甚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份，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作一個「摩羅詩人」的夢，應該就是那總苦於不能忘卻的部份吧。然而從舊夢到新現實，這十年的轉折，卻讓魯迅對於孤獨與寂寞，有了一層新的體會。二十七歲時，他已然準備好要孤獨地提出叛逆主張，為「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而與舊俗奮戰。不過到了四十三歲，他卻有了進一步的領悟：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錯手的了，這是何等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原來一個鄉愿、庸眾的社會，對付「摩羅詩人」最厲害的武器，不是反對他、壓迫他，而是不理會他、孤立他。認識到這一層的魯迅，不能不感受到一種幾近宿命的悲觀了。然而他這種看透庸眾社會龐大浸透、吸納、沉默力量的眼光，卻很難傳遞給比他小上十歲，正在熱火青年期的革命分子們，於是他不得不自承「世故」，不得不同意人家說「魯迅多疑」，甚至不得不慨歎：「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讓大家忘掉彼我。」
魯迅孑然一身，處在一個新舊之間無人地帶，他的「世故」與「多疑」，其實都是寂寞的副產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