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經濟下行風險大增，當中涉及人為的政策因素，也有歷史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因素。人為因素方面，第一，於過去多月，兩地政客就如何處理債務危機而喋喋不休的爭辯，不但令多項重大決策的進度癱瘓，也令投資者感到厭煩，冷卻了人民的消費意欲。
第二，在經濟減弱的情況下，歐洲推行嚴厲的財政緊縮及加息措施，引發不同形式的社會不穩，加上白宮及聯儲局政策上的進退失據，都是窒礙增長的另一催化劑。第三，各國各自為政，令市場無法相信各國有共同的決心解決危機。
猶豫不決市場失望
人為的政策錯配，很大程度是由結構性的矛盾所導致的。美歐長時間以來過份依賴以財政開支及信貸增長來推動經濟，在負債比率持續攀升的情況下，這兩方面的刺激經濟手段均已面臨極限，即使再推更多的財政開支，其作用也只會被償債的需要所抵銷；同樣地，失業率高企，加上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下跌，息口即使推至零水平，也無法提高借貸及消費意欲。
面對結構性的矛盾，美英之前選擇了以印鈔的量寬手段，來遏抑息率及滙率，意圖讓資產市場回升，為經濟帶來喘息的空間。此方法雖減低了因衰退所帶來的即時痛苦，但卻延後了真正復蘇出現的時間，現時兩地央行正惆悵是否及何時重啟量寬。至於歐元區則正處於十字路口，不知應選擇美英的量寬之路，還是讓經濟痛苦盡早浮現出來。
面對美歐的猶豫不決，市場屢次失望而回，故近期的負面反應是合情理的。當前解決危機的可行辦法，必須先終止人為失誤所引發的惡性循環，並盡快共同解開結構性的債務枷鎖。可預見G20最終將走上兩大方向：（一）聯手高調地推行大規模的量寬及減息，再次增加財政開支力度；（二）讓似乎「大得不能倒下」的倒下，聯手注資入金融體系，把受影響的金融機構國有化。
另一方面，國與國之間主動互相抵銷或寬免債項，並以一次性的滙率改動來調整實質負債比率。第一個方向的即時痛苦會比較少，復蘇歷程通常會比較長，而第二個則剛好相反。筆者相信，G20很大可能還是會先經過上述方向（一），然後才勉強或非自願地步進（二）。
潘國光
富邦銀行（香港）第一副總裁兼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