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前，寫過長篇《風蕭蕭》、中篇《鬼戀》的作家徐訏，為台灣旅美作家於梨華的長篇《夢回青河》作序，談到他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很想看看淪陷區的文藝時，說到了張愛玲：
有人介紹我兩個在當時見紅的女作家的作品，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蘇青。張愛玲有一本短篇小說集，一本散文集，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但低級幼稚耍弄文筆處大多。散文集比小說稍完整，但也只是文字上一點俏皮，並無一個作家應該有而必有的深沉的亡國之深痛與乎回蕩內心的苦悶之表露；也無散文家所必須的縝密的思考與哲理的修養。
徐訏對張愛玲的批評既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箇中原因自然十分複雜，有文學觀念和美學趣味的不同，或許還有「文人相輕」的思想在作祟，幾者之間可能又互相糾結。但徐訏指責張愛玲的作品「取材限於狹窄的視野」，涉及如何看待張愛玲的文學視野，值得注意。
其實，張愛玲對徐訏的評價也不高，雖然張愛玲當時未必看到徐訏這段對她的苛評。最近港台出版了《張愛玲私語錄》，根據張愛玲一九五○年代初與宋淇夫人鄺文美「無話不談」時鄺文美記下的「語錄」，她曾多次提到徐訏，摘引數則：
徐訏──太單薄，只有那麼一點。
有些人從來不使我妒忌，如蘇青、徐訏的書比我的書銷路都好，我不把他們看做對手。
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高如《紅樓夢》、《海上花》，看了我不敢寫。低如傑克、徐訏，看了起反感。
張愛玲的態度也很鮮明，她同樣也把徐訏看得很「低」，認為徐訏只配與香港通俗作家黃天石（筆名傑克）為伍，根本不是她的「對手」。這些看法在將近七十年之後才公開，徐訏生前根本不知道張愛玲對他也有這麼嚴厲的批評。這是很有趣的事。比較作家之間的互相批評以及這種批評所體現的不同的文學觀，無疑會給文學史研究提供新的討論空間。
那麼，張愛玲是不是一位取材狹窄、單一，進而言之，文學視野狹窄、文學成就如徐訏所斷言的只是「偶見才華」的作家呢？先來看張愛玲自己的回答。她在一九六五年為美國紐約威爾遜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一九五○?一九七○，二十世紀作家簡介補冊》寫了一篇英文〈自白〉，對自己的創作道路做了簡要的回顧。從這篇〈自白〉裏可以清晰地看到張愛玲的視野非常寬廣，不僅僅是文學視野，還包括政治視野。張愛玲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有着自己的認知，她在〈自白〉中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走向、文化的承轉和文學的演變，都有明確的表述。可惜除了高全之先生在《張愛玲學》中闢有專章討論和宋以朗先生在評介長篇《雷峰塔》、《易經》時有所引證外，張愛玲研究者一直未注意到這篇〈自白〉。張愛玲在〈自白〉結尾寫道：
中國比東南亞、印度及非洲更早領略到家庭制度為政府腐敗的根源。現時的趨勢是西方採取寬容，甚至尊敬的態度，不予深究這制度內的痛苦。然而那卻是中國新文學不遺餘力探索的領域，不竭攻擊所謂「吃人禮教」，已達鞭撻死馬的程度。西方常見的翻案裁決，即視惡毒淫婦為反抗惡勢力、奮不顧身的叛徒，並以佛洛依德心理學與中式家居擺設相提並論。中國文學的寫實傳統持續着，因國恥而生的自鄙使寫實傳統更趨鋒利。相較之下，西方的反英雄仍嫌感情用事。我因受中國舊小說的影響較深，直至作品在國外受到與語言隔閡同樣嚴重的跨國理解障礙，受迫去理論化與解釋自己，這才發覺中國新文學深植於我的心理背景。
張愛玲在這裏強調了兩點，一是她「受中國舊小說的影響較深」，二是「中國新文學」深植於她的「心理背景」。換言之，或可理解為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即古典的傳統和「新文學」的傳統，正是心氣很高的張愛玲的創作所要繼承更要發揚光大的。研讀張愛玲不能不重視她的這種文學姿態。
從登上新文壇之始，張愛玲就不斷提到她所喜歡和「熟讀」的中外作家作品。譬如，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上海《雜誌》社舉辦「女作家聚談會」，因剛剛發表了《傾城之戀》、《金鎖記》而聲名鵲起的張愛玲，應邀出席。在談到她所喜歡的女作家時，張愛玲表示：
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歡李清照，李清照的優點，早有定評，用不着我來分析介紹了。近代的最喜歡蘇青，蘇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於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後來略有點力不從心。踏實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蘇青是第一個。
在談到她的作品所受的影響時，張愛玲開出了一份長長的書單：
我是熟讀《紅樓夢》，但是我同時也曾熟讀《老殘遊記》、《醒世姻緣》、《金瓶梅》、《海上花列傳》、《歇浦潮》、《二馬》、《離婚》、《日出》。
其中，《二馬》和《離婚》是老舍的作品。《日出》則是曹禺的名劇，張愛玲對《日出》印象頗深，曾在後來的創作包括長篇《小團圓》中數次提及。在談到她讀些甚麼書時，她又說：
讀S.Maugham，A.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從前喜歡看電影，現在只能看看櫥窗。
把張愛玲早期的這些「自白」與《張愛玲私語錄》所記錄的、以及後期的英文〈自白〉所「解釋」的相對照，顯而易見，她對自己文學視野的表述是一以貫之的。從古代到現代，從中國到外國，張愛玲的文學視野十分開闊，許多具有「潔癖」的新文學家不屑一顧的（即便提到也是全盤否定），像《海上花》，像上海小報，尤其是通俗文學作品，張愛玲不但不拒絕，而且都有所涉獵，有所研究、有所體會。她「熟讀」《紅樓夢》，後來產生了《紅樓夢魘》；她「熟讀」《海上花列傳》，後來產生了國語本《海上花》和英譯《海上花》，更不必說這兩部文學名著對她小說創作的深遠影響。她後期所作的洋洋長文《談看書》和《談看書後記》等，則進一步說明她不僅關注當時西方的通俗文學，而且對歷史學、社會人種學、語言學等學術著述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恐怕是兼收並蓄做得格外出色的一位作家。
探討張愛玲的文學視野，更不能忘記張愛玲對新文學的閱讀、接受與評判，儘管她的接受完全是張愛玲式的，決不人云亦云。張愛玲從來沒有公開說過自己與魯迅有甚麼精神上的淵源，但這並不意味着她對魯迅一無所知，恰恰相反，她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中一再引用、借用或者發揮魯迅的話，從早期的《炎櫻衣譜》到後期的《談吃與畫餅充饑》、《四十而不惑》等等，還有她接受研究者水晶採訪時所表述的，莫不如此，包括魯迅晚年翻譯的《死魂靈》和另一篇甚為冷僻的翻譯小說《貴家婦女》（蘇聯淑雪兼珂作），她都注意到了。至於她的小說在創作理路上與魯迅有相通或暗合之處，更是目前研究者深感興趣的課題。所以，若說張愛玲對魯迅作品很下過一番功夫，應是符合事實的。
對新文學另一位大家沈從文，張愛玲在一九六八年贈送台灣作家朱西寧《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台北皇冠版）時，在該書扉頁上題詞：
給西寧──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裏的小兵。
愛玲 一九六八．十月
如果張愛玲不「熟讀」沈從文的作品，恐怕她是不可能寫出這樣切合朱西寧身份的題詞的。被張愛玲討論過的現代作家除了上述那麼多位，還有胡適、郁達夫、穆時英和路易士等，《張愛玲私語錄》中，還出現了林語堂、凌叔華、梁文星（吳興華）、韓素英等位的名字。這只是很不完全的統計，但已可充分看出她對「五四」新文學的熟稔。當然，這種熟稔並不妨礙她同時也對「五四」新文學持有一種審視和批判的態度，並不妨礙她對「新文藝腔」保持着警惕。張愛玲的自信和對文學的別樣理解，決定了她在文學創作上從起步開始就獨闢蹊徑，獨自發展着驕人的才華和取材的自由。
這裏其實已接觸到張愛玲獨特的文學觀。青年張愛玲在《寫甚麼》中就已經說過：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別人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並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於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後來越覺得拘束。……
文人只需老老實實生活着，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張愛玲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她的特立獨行。她敢於公開宣佈她只寫她所最為熟悉的，而且堅持寫她所最為熟悉的，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進一步闡述的，這段話已被無數次地引用，不妨再引用一遍：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
張愛玲的這個表態也許可以視作對批評她的創作視野狹窄的最為直截了當的駁詰，也是張愛玲在文學創作上的主動選擇。然而，張愛玲固然是描寫兩性關係的聖手，她的作品裏難道真的「沒有戰爭」嗎？從《傾城之戀》、《燼餘錄》到《小團圓》，不都是寫到戰爭，寫了戰爭對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深刻影響嗎？連她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傾城之戀》隱含着日寇侵佔香港的背景，也算難能可貴」嗎？《小團圓》第一章大段大段地描寫香港淪陷，難道不是在寫戰爭？只是張愛玲寫戰爭不直接寫炮火連天，不直接寫血肉橫飛，她傾力刻劃戰爭時期普通人的心態，特別是他們在心理上所承受的壓力，着重描寫人性在戰爭中會有怎樣反常、扭曲的表現，這恰恰是更難寫更難表現的。譬如，《封鎖》寫淪陷區上海空襲「封鎖」中，一對在電車上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瞬間的戀愛經驗；《等》寫淪陷區上海某推拿診所裏各式各樣候診病人的「等」，兩篇小說都寫出了淪陷區上海的眾生相，寫下了上海普通市民被戰爭無情耗損的特殊的心理狀態，也寫出了儘管戰雲籠罩，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仍在繼續，「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因而使張愛玲這些「戰爭」小說展示了她的日常生活視野，顯得難能可貴，具有持久的文學魅力。
還有一種批評張愛玲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張愛玲沒有到過農村，缺乏農村生活經驗，根本不了解農村，好像張愛玲充其量只能算作都市文學的代表。這是對張愛玲與農村關係的極大誤解，也是對張愛玲文學視野的極大誤解，是張愛玲研究中必須正視的問題。
應該指出，上述《寫甚麼》中張愛玲說到的「阿媽她們」，正是指從農村到都市打工謀生的女傭。張愛玲塑造了《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鬱金香》中的金香、《小艾》中的小艾等一批來自農村的栩栩如生的青年女傭形象，她筆下的這組女傭形象系列至少可以說明張愛玲已經具有間接的農村經驗。女傭題材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作家在不斷地處理，張愛玲處理女傭題材的得失是很值得研究的。而剛剛出版的《異鄉記》更是一個新的有力的證據，證明張愛玲也有直接的農村生活經驗，如果再聯繫張愛玲在一九五○年代初去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張愛玲「平生足迹未履農村」說已無法成立了。
根據手稿整理的《異鄉記》是一部未完成的殘稿，寫的是「沈太太」離開上海經過杭州去浙東尋找「拉尼」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這部自傳體的旅行小說雖僅短短八十頁，共十三章三萬多字，提供的信息卻異常豐富，其中有與《華麗緣》、《秧歌》和《小團圓》等作品的互文，有作者對「中國士大夫兩千多年來的綺夢」之所在──柔媚的西湖的描寫、有作者對「五四以來文章裏一直常有的」童年記憶和懷鄉情結的分析，等等。這是一段悲涼的旅程，不僅僅是作品中的「我」也即「沈太太」對「拉尼」「一直線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般地思念，更為重要的是作品真切生動地傳遞了「我」的農村生活經驗。浙東農村生活情景，冬天的舂年糕、殺豬、婚禮、社戲（試與魯迅筆下的社戲比較一下，可謂各有千秋）、迎神賽會、元宵舞獅等民間習俗，在張愛玲筆下一一呈現，無不活靈活現，細膩傳神，簡直是一幅濃郁的浙東風俗圖長卷。當然，當時浙東農村的蕭條破敗，也沒有逃過張愛玲的眼睛，同樣在《異鄉記》中有所表現，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寫「我」在杭州寄住地、在農村小鎮和鄉野茅亭小解的尷尬情景，不能不令人觸目驚心。不僅如此，張愛玲一直對小人物很關注，寄予同情和悲憫，《異鄉記》中那麼多浙東農村的小人物一閃而過，沒買票坐火車的中年士兵、賣糉子的村姑、蔡家的瞎了一隻眼的女傭、「本人就是一個敝舊的灰色的木製模子」的做年糕農婦、敲竹槓的村莊小飯店老闆娘、滑頭的獨輪車夫……大都無名無姓，卻都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有意思的是，《異鄉記》不但體現了張愛玲對農村的獨到觀察，作品中還多次提到中外古今的文學名家名作，很自然、很貼切地引用或借喻，外國的托爾斯泰（「安娜．凱列妮娜卧軌自殺」）、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裏的希臘市民」）、中國的《水滸傳》、《紅樓夢》、《桃花源記》，乃至「想起丁玲描寫的她自己的童年」，都一一在《異鄉記》中出現了。小說第十二章寫到「我」在旅途中，公共汽車即將開動時，突然補入如下一段插曲：
車上來了個漂亮的女郎，長身玉立，俊秀的短短的臉，新燙了一頭細碎的捲髮，穿着件蘋果綠薄呢短大衣。正因為她不太時髦，倒越發像個月份牌美女，粉白脂紅，如花似玉。她拎着個小皮箱，大概總是從城裏甚麼女學校裏放假回家，那情形很像是王小逸的小說的第一回。她找了個座位坐下，時而將一方花紗小手帕掩住鼻子，有時候就光是把手帕在鼻子的四周小心地撳兩撳。一部「社會奇情香艷長篇」隨時就可以開始了。
這是典型的張愛玲式的人物速寫，畫龍點睛的「那情形很像是王小逸的小說的第一回」這句，極為形象。但王小逸何許樣人？不要說曾通讀者，就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專家恐怕也甚感陌生。而王小逸在張愛玲這裏已經是第二次提到了，她在《張愛玲私語錄》中對鄺文美說到過這位「社會奇情香艷長篇」作家：「不喜歡看王小逸的書，因為沒有真實感，雖然寫得相當流利」，同樣揶揄的口吻，同樣有點不屑。王小逸（1895－？）筆名捉刀人，是一九四○年代上海紅極一時的通俗小說作家。他文白兼長，尤擅上海方言，以在各種小報上連載長篇言情小說而開一代風氣。據說王小逸創作了一百多部長篇（雖然其中不少部未完成），較為有名的有《春水微波》、《無軌電車》、《春滿江南》、《鴛鴦譜》、《夜未央》、《紅心草》、《燕雙棲》等等。張愛玲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小日報》連載中篇《鬱金香》時，王小逸也在該報連載長篇《畫堂春》，他們還有同刊之雅，可見張愛玲對王小逸如此熟悉，把握如此之準，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之所以要提出王小逸，無非是要進一步證明張愛玲的文學視野之廣，她不但注意到了王小逸這樣已被遺忘其實不該遺忘的通俗作家，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恰到好處地借用了。
通常評估一個作家的文學視野，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作家本身的視野，二是他的作品所展示的視野。張愛玲當然也不例外，本文只是作了初步的、粗淺的探索而已。張愛玲作品開掘複雜人性所達到的深度理應歸入她文學視野的範疇，這方面已有很多很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不必再在此饒舌。總而言之，張愛玲的文學視野是與眾不同的，她觀察人生、體驗人生和反映人生的視角和處理手法都是與眾不同的，不清醒地認識這一點，深入地理解這一點，就難以走進和更恰切地評估張愛玲營造的豐富而又獨特的文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