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很高，河面視野開闊；灰灰的天空下，一片青翠爛漫的菜田和星星點點的野花從堤邊一路怒放到水邊。河床中一灣粼粼的水，慢悠悠地往東流去。我踩着沾滿爛泥的球鞋走在花生田和蕃薯地之間一條崎嶇不平的田埂上，迫不及待地奔向──河。
跪在河邊的岩石上，趴下去把手伸進混濁的水中，然後舔舔手指，嗯，我知道淮河的味道了。
對淮河徹底地一無所知。小學地理課裡，可能會要你畫出黃河或長江的線條，但是多半輪不到淮河。初中讀了《晏子春秋》，知道「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一陣風吹過來，帶點河水的泥腥氣，我望向河的對岸，把自己在宇宙裏的位置於這電光石火的轉瞬間識別一下──我常常得這麼做，譬如在我香港沙灣徑家中面對中國南海的陽台上，當傍晚的金星出現，我就得調適一下自己的方位感，知道自己是隨着地球的自轉正往某個方向旋轉。好，蚌埠在地球的東經117°12"與北緯32°57"的交錯點，而我正坐在蚌埠臨淮河的南岸，望向北岸，那麼我這邊長的是橘子，河對岸長的是枳；枳，就是不好吃的酸橘子吧。或者並不是一個品種。我有個好朋友說，再好吃的橘子，如果在霜降前你不收它，它就會變得難吃，變成枳。淮河北岸霜多吧？
反動統治階級不治水修堤
很多年以前，在一個坐着飲酒聊天看月亮的夜晚，大家東一點西一點地說起自己身為台灣人跟大陸的第一次接觸、第一個印象、第一種莫名所以的感覺。好幾個人提起七零年代初紐約的保釣運動，也有人說起陳若曦怎麼熱血沸騰地從美國奔向中國，遇上文革而寫了令人背脊發涼的小說。那天晚上，林懷民說的是，「七零年代末，我跟一堆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看一個片子，感動得一塌糊塗，覺得，這就是真正的、偉大的中國嘛」。說起這段過去時，他已經離開美國多年，中國，也早就認識了。他的語調淡淡的，有那麼一點對「年輕」這回事既是寬容卻又不得不自我嘲諷一番的況味。
那部片子，我至今不曾看過，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從此牢牢記得了它的名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資料對這部一九五二年出品的片子的解說是，「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區，全長一千多公里，流域面積二十二萬平方公里，有五千八百多萬人口居住在淮河兩岸。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不治水、不修堤，使淮河成為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情況。解放後，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堅定了人們治水的決心」。
來了一列火車，轟轟隆隆地自頭上的大鐵橋威風凜凜呼嘯而過。二零一一年七月下午安徽蚌埠的陽光，本來就把鐵橋的影子映在輕佻的水面上，像鏤空雕鑿細葉的窗花圖案，火車的身影穿梭其中，有如動畫。這時，淮河的水沉靜地向前湧動，風在飄盪，橋在震動，車在奔放，光和影在交錯，聲音和速度在較勁，巨大的橋墩把黑影投在水裏，彷彿在檢測那水的神秘深度。水面紋路忽明忽滅，明滅流逝的是水，不動如山的，卻是那厚重固執的橋墩。
這淮河鐵橋真的非同小可。一九零九年十一月，鐵橋工程啟動，橋樑瀟灑一開九孔八墩，全長586.23米。建橋時，臨淮以南還沒有軌道可以運輸材料，所有的沙、泥、石、土、鋼料，都得用人工勞力──那時，外國人輕蔑地稱他們為「苦力」。幾萬個民工在零度的氣溫裏往返百里，如負重的馱獸。淮河鐵橋，用了8,806立方米的混凝土、352立方米的花崗石、508立方米的石頭、10,600桶的水泥，還有2,500噸的鋼材。一九一一年四月，鐵橋竣工。長達1,009公里的津浦鐵路，在一九零八年動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全線通車。
對一九一一年，我們這種「民國兒女」是特別敏感的──一九一一年的前後左右，那不是一個滿清暴虐腐敗、革命風起雲湧的動盪年代嗎？你看，一九零八年二月，清政府重金懸賞，通令全國緝拿孫中山。一九一零年二月，廣州新軍起義，倪映典率三千人進攻廣州，被水師提督李准鎮壓。四月，汪精衛在北京暗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入獄。同時，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成千上萬的飢民走投無路上街放火，城市裏一片恐怖的火光，照亮飢餓驚嚇的臉孔，然後飢民被殘酷鎮壓。
只看見輪廓最簡單的歷史
就是在這種大廈將傾、人心惶惶的動亂中，清廷與德國、英國的津浦鐵路合約簽訂了，貸款逐步到位了，英德總工程師從遠洋報到了，翻山越嶺的探址勘查進行了，四面八方的民工召集了，各地生產的石料土方鋼材運到了。淮河邊蚌埠這個只有數百戶人家的黯淡小村，突然燈火通明──一轉眼湧進了幾萬個民工；空曠荒野、一望無際的河岸地，突然之間一眼望去全是工棚帳幕，一時車馬絡繹、人聲鼎沸。蚌埠的郵政史，不經意間給津浦鐵路的拓荒史寫了一個好玩的側記：
會不會，和十九世紀美國西部的鐵路或淘金拓荒一樣，一九零九年的蚌埠，也滿街都是面如桃花、眼泛秋波，以美色求生活的女郎？
我發現，一九一一年，當二十四歲的林覺民忍淚寫下「與妻訣別書」，當廣州黃花崗戰役血肉橫飛的時候，正是津浦鐵路淮河大鐵橋最後一根鐵釘被拴緊、固定、就位的竣工時候。當革命軍在武漢起義、殺聲震天的時候，也正是一千多公里南北段津浦鐵路，在幾十萬大江南北的中國民工一滴又一滴的血汗流進一寸又一寸的土地，最後鐵路即將合攏的時候。
歷史有那麼多支離的、相反的面貌，我們卻往往只看見一個，那剪貼最齊整、輪廓最簡單的一個。
就如同，幾乎沒人記得那個代表德國負責津浦鐵路北段的總工程師了。一九零八年，三十九歲的鐸普穆勒（JuliusHeinrichDorpmuller）上任，北段從京奉鐵路天津總站以南的兩路接軌處起，到山東韓庄的626公里，都是他的工程指揮範圍。他在津浦鐵路的崗位上生活、工作了整整十年。一九一七年八月，北洋政府對德奧宣戰，德奧軍人被送進俘虜收容所，平民被遣返。他開始逃亡，跋涉進入滿州，輾轉到達西伯利亞，九死一生地顛沛流離，最後回到德國。一九三七年一直到二戰結束，他是希特勒最信任、最仰賴的交通部長，在舉國烽火、遍地戰壕中面不改色地繼續推動鐵路和公路的佈局和建設。德國戰敗，全歐鐵路系統亟需復原，艾森豪請鐸普穆勒再度出山，穩定局面，一直到他一九四五年年底的病逝。
倒是在他死了五十年後，這個以鐵路專業精神深深被尊敬的人，開始被史家投以質疑的眼光。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一列載滿猶太人的火車抵達了奧須維茲集中營。這列車中的一千七百六十個人，踉蹌下車，全部被推進了毒氣室。就在這忙亂的一天，納粹黨衛軍的首領希姆萊發了一封信給帝國的交通部長鐸普穆勒，說，「我需要閣下的協助與支持。若要加速處理此事，我需要更多的火車！」
更多的火車。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巧合，蚌埠的淮河鐵路在一九零九年開工，一百年以後，代表現代躍進的京滬高鐵就挑在二零零九年完成淮河段的特大橋合攏。我讀到這段興奮的宣示：
在這津浦鐵路的淮河老鐵橋下，我看不見那特大橋在哪裏。但是這麼一張望，倒是發現了身旁有人。戴着斗笠，看不清他的臉孔，原來他一直在那裏。手裏握着釣竿，眼睛看着水面，頭上是津浦鐵路的淮河鐵橋，南下北上的動車不時轟轟烈烈駛過，水面上清晰地映着橋墩的影子，在水光中堅持不走。
對沸騰的當下又何嘗理解
「小時候，」他說，「淮河裏魚多得不得了，竿一伸就有魚上鈎，水草裏頭全躲着魚」。「小時候，」他又說，「我們每天都泡在這淮河裏游泳。現在，不行啦，水太髒」。
「您是幹甚麼的，怎麼有這麼多時間來淮河釣魚呀？」
他靦覥地笑了。從十七歲開始，他就是津浦鐵路的職工，退休了。他爸爸也是，他祖父也是。修津浦鐵路的。這鐵橋的每個發亮的釘子、每條黑色的枕木，他都認得，親手摸過。
「京滬高鐵也在蚌埠設站了，而且通車了，您高興嗎？」
他安靜了一會兒，好像專心在看是不是有魚兒在動，過了半晌，他說，「喔，通車啦？不清楚。站，也不知道設在哪裏，好像離城裏有幾十里路吧，挺遠的，去不了，沒去過。不清楚」。
我口袋裏還有揉皺了的簡報資料，他顯然一心想着魚，我也不好再多嘴了。人，不只是對歷史有誤會，就是對沸騰嘶喊的當下，又何嘗理解。你以為該是舉國歡騰的事，竟然有人在百年的閒閒老橋下，淡淡「不清楚」。
我手裏揉成一團的剪報，是這麼寫的：
到11月30日，中鐵一局集團公司京滬項目經理部在京滬公司開展的「大干100天，保証完成投資600億」建功立業勞動競賽活動中，百天時間完成產值10.16億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捷報頻傳、喜訊不斷，2009年攻堅決戰年目標一定能夠全面超額實現。
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