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母校香島中學介紹的，當時拿了介紹信去文匯報找廖源先生，他把我介紹去上海書局編輯部當資料員。工作地點在灣仔高士打道，想不到辦公室下面一層就是廖源的家，他家沒有電話（那時電話還不普及），他常到我們辦公室借打電話。廖源就是司徒華回憶錄中，講介紹他參加共青團的廖一原。廖起先在文匯報工作，後來因為帶紅線女馬師曾回大陸，而被派到左派影圈擔任領導並改了名。廖是人才，有一個時期他常來我們編輯部聊天，對我有許多勉勵。他是我走進社會之初所遇到的有學識有抱負的中共黨員。
另一個就是羅孚。他與我是編輯與投稿者的關係，除了信件往返，我們接觸不多，他是當時左派文化界非常尊崇的人物，但對待我們這些後輩卻如平輩朋友，態度親切溫文。和他交談，我當時的感覺是如沐春風。
出道那幾年，另一位我尊重的前輩，是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金堯如。他雖任副總（總編是李子誦），但因是派去文匯報的黨員幹部，故實際上是執行黨政策的領導。他當時以「管見子」的筆名寫政論，有文采有論據，在左派圈中甚有影響。有一年我去廣州，與他同車幾小時，我向他請教了許多問題，他竟從此對我另眼相看。以後我們偶有約談。直到晚年，他對我當時寫雜文用的筆名「李無言」還記得並常提起，他說這筆名的出處是「桃李無言」。
那個年代中共在香港的幹部，都有理想，有學識，也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義的。他們受左派陣營尊重。這樣的幹部現在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