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香港中共黨員、左派文化名人羅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一年後以「美國間諜」罪名被判刑十年，但旋即被假釋，可在北京自由活動，滯留十年才返港。此案轟動海內外。但無論中共官方還是有關人士，數十年對此案都避而不談。《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由羅孚兒子羅海雷交代出前後經過。從所記來看，羅孚落網實是一樁寃案。其中必牽涉中共內部鬥爭，但是怎樣的鬥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情，則沒有提到。可能連羅孚都不知道。
儘管多數人關心的是間諜謎團，但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此。它的價值，是通過記述羅孚這位共產黨報人的一生，寫下香港數十年左派知識分子的歷史，也寫下這位中共知識分子黨員與香港學術文化界接觸統戰的經歷，橫跨數十年的香港事，既是羅孚的傳記，也是左派知識分子在大時代的悲劇故事。而且寫來真實可信，不像有所隱瞞。
羅孚一生，寫的文章做的事真是太多。陶傑在《壹週刊》中特別提到1950年創刊的《新晚報》，自稱是這報的粉絲。創刊時他年紀還小吧。我則是從《新晚報》一創刊就是它忠實讀者了。《新晚報》副刊中，三蘇以石狗公為筆名寫的「石狗公自記」、葉靈鳳以霜崖為筆名寫的「霜紅室隨筆」、羅孚以吳令湄為筆名寫的「西窗小品」都極受歡迎。羅孚同時主編的《文匯報》「文藝週刊」，因開放投稿，也培養了一批新作者，我、舒巷城，以及其後在香港報界領風騷的韓中旋、潘粵生都在「文藝週刊」投過稿。我更是從那裏晉身文壇。故羅孚可說是把我帶進文壇的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