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羅孚》一書，講了羅孚一生所做的事，確實是多姿多彩，尤其與大陸及香港文化人的交往，更是人生不可多得的經歷。其中與我有關、卻沒有寫進書裏去的，就是他在主編《新晚報》又擔任《大公報》的中共黨領導工作、更兼統戰文化界之餘，還主編了《文匯報》的〈文藝週刊〉。在當時，這是左派文藝圈中水平較高的週刊，有大陸一些名家的作品，香港則有曹聚仁、葉靈鳳等老一輩作家的文章。其中連載張向天的「魯迅詩箋注」，是我年輕時每週追看的專欄。
當時我離開中學進入上海書局編輯部工作了兩三年，在編輯部白天選古今詩文作品讀了許多書，晚上也勤奮自修，1957年就嘗試投稿，而且一開始就投向我認為較高水平的〈文藝週刊〉，我跟羅孚不認識，投稿只寫「編輯先生收」，而居然一投就被刊出。以21歲的年輕人來說，這真是好興奮的事。這以後我就陸續投稿，也大部分被取用。寫多了，其後有左派文藝圈的聚會，也蒙羅孚邀我參加，帶着以青年作者身份走進文壇的點點虛榮，並由此開始了我延續五十多年的寫作生涯。如果當時羅孚主編〈文藝週刊〉時取稿只重名氣，那我是不會有機會的。因此，他的開放取稿的編輯意識，帶給我的是一輩子的寫作生涯。而且，影響我以後的編輯工作，也貫徹只重質量而不是專重名氣的編輯意識。
當時圍繞〈文藝週刊〉投稿，或向《新晚報》副刊的新詩和類似小說的「都市場景」投稿的年輕人還有一些，他們後來都在文壇中有所表現。在羅孚一生中，我認為這也應該是不可遺漏的一頁。